“天方之學”在中國的學術歷程與學術精神
二、“天方之學”的學術精神
歷史告訴我們，從王岱輿到馬堅以來“天方之學”的學術歷程中，始終彰顯出如下學術精神：
1、 重視對外語的研習，特別是對作為伊斯蘭文化語言載體的阿語的研習
要全面準確地瞭解和研究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熟悉有關外語特別是阿語至關重要。阿語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最重要的語言載體，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懂得阿語，就難以真正研究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對阿語的熟練程度，直接影響到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理解的準確度及研究的深廣度。
從王岱輿到馬堅以來，但凡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研究方面都頗有造詣的中國穆斯林學者，無一不精通阿語，有的學者甚至還精通波斯語、烏爾都語、英語等多種外語。他們為學習阿語等耗費了大量精力，付出了艱辛的努力，而對外語特別是阿語的熟練掌握，又給他們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成為他們取得豐碩成果的重要保證。可見，重視對阿語乃至波斯語的研習，是回族穆斯林進行伊斯蘭文化研究中所呈現出的一個重要特徵。
2、 重視對伊斯蘭文化原典的研讀，尤其重視對《古蘭經》和聖訓的研習
翻閱自王岱輿以來歷代回族穆斯林學人的著述無不讓人真切感受到他們對伊斯蘭文化原典的熟知，尤其是對《古蘭經》和聖訓的熟悉，但凡引經據典，莫不信手拈來，恰到好處。在王岱輿、馬注、劉智、馬德新等人的著述中，“經雲”、“聖曰”這樣的引證俯拾即是。如經雲：“莫非爾等猜度真主，造化爾等特為遊戲而已，果不復歸於真主之尊闋乎？”（王岱輿《正教真詮·後世》）；[9]139經雲：“爾等拜主，爾等孝親。”（王岱輿《正教真詮·至孝》）；[9]91聖雲：“正教之男婦，習學乃明命也。”（王岱輿《正教真詮·正學》）；[9]75聖雲：“爾等皆若牧羊之人，將來自爾等之職掌一一皆有問焉。”（王岱輿《正教真詮·首領》）。[9]96真主喻雲：“隨其所處，真主同于爾等也。” [10]64真主諭雲：“他們是聾的、啞的、瞎的，所以他們不解。”（馬注：《清真指南·本用》）[10]64故經雲：“尋學在一切男女是主命。”（馬注：《清真指南·天命》）[10]69等；王靜齋先生為《古蘭經》的漢語譯介傾注巨大心力，幾易其稿；馬堅先生更將譯介《古蘭經》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且為之嘔心瀝血，死而後已。 由此足見，歷代回族穆斯林學者深得伊斯蘭研究之要，花大力氣研讀《古蘭經》和聖訓，因為他們清楚，《古蘭經》和聖訓是伊斯蘭教最重要的原典，也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諸學科不斷發展的思想源泉，不瞭解《古蘭經》和聖訓，就無法瞭解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真精神。
3、 重視對漢語及國學的研習，尤其重視對儒家學說的研習
在歷代回族穆斯林學者開展的伊斯蘭文化研習活動中，除了重視對阿語及伊斯蘭文化原典的研讀外，還重視對漢語及中華文化原典的研習，尤其重視對作為中華文化核心的儒家學說的研究，並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從王岱輿到馬堅以來造詣深厚的回族穆斯林學者，都十分重視對漢文化的學習和研究，無一不是“經漢兼通”的學者。他們知道，作為中國穆斯林學者，沒有扎實的漢語功底，沒有良好的國學素養，不瞭解中華文化的精神，就難以完成向中國人正確介紹伊斯蘭文化的艱巨任務。閱讀先賢的著作，我們會發現他們不僅對漢語的運用自如暢麗，典雅優美，而且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內涵也深得其昧，對儒家、道家、佛家哲學和宗教思想都有較全面的瞭解，尤其對儒家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引證用典，莫不言之有據，準確精通。如劉智對宋明理學的研究就相當透徹，絕不亞於同時代的漢族學者。馬堅先生更具深厚的國學造詣，正如白壽彝先生所評價的：“馬堅教授對於漢文化的學習，有相當的深度。他所譯各書，都儼然大家風範。”[5]510
4、 重視溝通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促進兩大文化之間的相互對話、交流和融合
從王岱輿到馬堅以來的回族穆斯林學者，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擔當了溝通中阿文化、促進中阿文化相互交流的重任，為兩大文化的對話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無論在向國人介紹伊斯蘭文化方面，還是在向伊斯蘭世界介紹中華文化方面，他們都做出了難能可貴的努力。如馬德新和馬安禮翻譯的《天方詩經》，於1848年在成都刻板成書，比《巴黎茶花女遺事》早8年問世，“開創了我國阿拉伯文學翻譯的先河，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11]59-60。馬堅先生早在30年代留學埃及期間，就將《論語》譯為阿語，又傾其畢生精力從事《古蘭經》的漢譯工作，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今天，我們的學者依然面臨著繁重的進一步溝通中阿文化的任務，因為無論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對中華文化的瞭解和認知，還是中國人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瞭解和認知，從深廣度上看，還都十分有限，需要“拿來”和“送去”的東西還有許多。
5、 重視把握時代脈搏，堅持結合中國實際，致力於開展教法創制和文化創新
“創制”（al-Ijtihad，伊智提哈德）是伊斯蘭文化的重要特徵和歷史傳統，是伊斯蘭教的一種自我更新機制，也就是文化創新工作。無論是先賢胡登洲創設經堂教育、王岱輿著書立說，還是馬堅教授譯經著文，無論是明清之際的“以儒詮經”活動，還是20世紀中國穆斯林的新文化運動，都是中國穆斯林學者秉承伊斯蘭文明宣導創制的傳統而開展的文化創新活動，是中國伊斯蘭文化研究史上的壯舉，建樹不凡，意義深遠。按照伊斯蘭文化的術語來說，所有這些活動，實際上都是艱苦的“創制”工作，旨在使伊斯蘭文化適應中國的新環境，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馬堅先生曾對這種與時俱進的創制工作有過形象地解釋：1926年馬堅先生擔任家鄉魚峰小學校務主任，他在推進教學改革時指出：人要隨季節的變化而增減衣服，否則就要傷風感冒，甚至患大病，“隨機應變”是真主給予我們的“恩賜”，更是真主的偉大。[12]59-60
縱觀回族穆斯林的學術傳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穆斯林的歷代賢哲，正是遵循伊斯蘭文化的“創制”這一“運動”原理，堅持與時俱進，不斷進取，把握時代脈搏，不斷開展艱苦的創制工作，致力於中華多元文化體系中回族穆斯林民族文化的建設和創新。而且，這些活動的意義還不局限于回族伊斯蘭文化的建設和創新方面，從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視閾看，乃是對中華文化的一種豐富、發展和創新，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中，在中外文化的溝通和交流方面，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穆斯林賢哲們的學術活動都具有重要而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6、 寓愛教于愛國，使愛國愛教相互統一，融為一體
回族穆斯林的先民固然是來華的外幫人，但回族作為一個新的民族，卻是在中國大地上形成的，“回族人是中國人”的觀念是這個民族自誕生之時起就具有的強烈意識，因此，愛國主義是回族人民與生俱來的民族品質。同時，回族人又不同于一般的中國人，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因為他們是穆斯林，這個傳統觀念的核心就是伊斯蘭教，因此，愛教也是回族穆斯林的民族品質。然而要恰當地處理好愛國與愛教的關係，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需要開展艱苦的創制工作從理論上予以解決。先賢王岱輿明確提出了“真忠正道”的政治觀，認為“夫忠於真主，更忠於君父，方為正道，因其源清，而無不清矣。”[9]88（《正教真詮·真忠》），“忠君”的實質就是愛國，從而在理論上解決了愛國與愛教的關係問題。“王岱輿的‘真忠正道’政治觀，是回族在歷史上始終和祖國保持一致的思想認識基礎，是自元以來數百年間回漢兩族人民緊密團結，互相依存的民族關係反映在理論上的積澱和昇華。……從歷史上看，中國伊斯蘭教自植根中國後，先在實踐中解決了‘二元忠誠’問題，但在理論上的解決，卻自王岱輿始。毋庸置疑，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對維護祖國統一，確定回族在統一國家中的地位，搞好民族團結，都是有深遠意義的。” [2]398-399自王岱輿以後，歷代回族穆斯林學者都秉承愛國愛教的傳統，並在理論和實踐的不同層面不斷深化和提升這一思想，使之成為中國穆斯林長期承傳的優良傳統。[13]P21-24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忠君”不再是愛國的表現。在20世紀初中國穆斯林的新文化運動中，許多學者積極投入喚醒穆斯林國民意識的文化活動中，回族人民的國家觀念、國民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空前覺醒，愛國激情空前高漲，在中華民族反抗“三座大山”的壓迫、追求民族解放的歷次革命運動中，穆斯林學者與廣大穆斯林同胞一起，恪守“愛國是信仰的一部分”的訓導，與全國各族人民並肩攜手，浴血奮戰，譜寫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凱歌。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王靜齋、時子周（1879~1969）阿訇在鄭州發起成立了“中國回民抗日救國協會”，喚醒民眾，號召抗戰；寧夏著名阿訇虎嵩山（1880~1955）寫出阿語、漢語對照的祈禱詞，譴責日本侵略，祈禱抗戰勝利；70高齡的馬良駿（1867~1957）大阿訇在新疆提出要參加抗戰，並廣泛宣傳抗日，抗戰勝利後，又積極致力於新疆的和平解放。雲南納明安教長堅持每天晨禮後率眾誦經祈禱，默祝中國戰勝日本，長達8年之久，直至抗戰勝利；成達師範校長馬松亭等許多知名穆斯林學人更是奔走各方，遠赴海外，大力宣傳抗日；上海伊斯蘭師範校長達浦生曾借錢自費出國宣傳抗戰事蹟，為國難募捐，事蹟尤為感人。留學海外的馬堅等穆斯林學子，日夜心系國難當頭的祖國，發表文章、演說，印發傳單，甚至節衣縮食，募捐資金，為抗戰的正義事業竭盡全力。
縱觀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愛國主義精神在回族穆斯林的學術活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只是在不同時代所體現的具體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概言之，回族穆斯林學術活動中的愛國主義是一以貫之、綿延不絕的民族精神。它生動地說明，中國回族穆斯林開展的伊斯蘭文化研究活動，並不只限於維護自己的民族傳統，更著眼于報效祖國、共建中華文化、振興中華民族的崇高目標。
感謝流覽伊斯蘭之光網站，歡迎轉載並注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