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中阿交往及其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2.唐宋時期中阿之間的經濟交往
唐朝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繁榮，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實力雄厚，政府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大力發展和阿拉伯國家的經濟關係。當時阿拔斯王朝工、農、商業興旺，水陸交通發達，經濟繁榮，政府同樣實行開放的政策，密切與中國的經濟聯繫。
唐朝時期，數以萬計的外國商人來到中國首都長安做生意。旅居長安的阿拉伯人數日漸增多，他們中有的“留居長安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1]卷232到了唐代中葉，吐蕃進佔西北，“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1]卷232中阿陸路交通受阻，海上交通於是更加興盛，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港口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各國商人、旅行家頻繁來到中國，賓客如雲，尤以阿拉伯商人為最多，“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9]卷3以至於廣州港“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10]46宋朝由於與西夏、遼、金的戰爭與對峙，西北陸路受阻，且南宋偏于東南一隅，政府開支浩繁，財政拮据“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7]卷47由此中阿海上貿易更加緊密。宋代中國的造船工藝和航海技術達到很高的水準，“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雲，托長數丈。”[9]卷6阿拉伯地理學家伊德里斯編著的《地理書》說：“中國商船常至亞丁與幼發拉底河口。”可見當時造船技術和工藝的提高，促進了宋代的海外交通，中阿經濟關係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唐宋政府對來華阿拉伯等地外商實行保護、優待、獎勵的政策。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諭：“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11]卷75宋朝政府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內侍八人，齎敕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8]卷44南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上諭：“市舶之利最厚，若置措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8]卷44紹興十六年複上諭：“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8]卷44宋朝政府對那些能夠招徠外國商船，增加市舶收入的官吏和綱首，則授予官職，以便鼓勵更多的阿拉伯商人來華貿易。南宋高宗時，大食商人蒲羅辛“造船一艘，船載乳香投廣州市舶，計抽解價錢三十萬貫”，政府授予“誠信郎”之職，“賜公服履笏”，囑其回國時“說諭蕃商，廣行船販香前來。”[9]卷3宋朝政府還以補官的辦法鼓勵商人出海做生意。《宋史》記載“紹興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7]卷186正是因為中國政府的這種保護和鼓勵措施，使得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商人來華經商貿易。宋代的泉州港內風檣鱗集，雲帆遮天，“當時僑居泉州的蕃客數‘以萬計’。南宋紹興末年（1162年）泉州、廣州兩舶司的淨收入，增至二百萬緡，給宋廷帶來了巨額的關稅收入，約占當時南宋朝廷年度財政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12]112與唐朝相比，宋朝出現了一些著名且頗有影響的鉅賈大賈。如蒲壽庚“提舉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7]卷47他降元後，為泉州港的繼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還有蒲亞裡、辛押陁羅、蒲霞辛可、施那帷、蒲羅辛、佛蓮等都是為中阿經濟發展做出過很大貢獻的阿拉伯商人。
唐宋時期，中阿之間在經濟上相互依存，貿易上頻繁往來，兩國密切經濟聯繫在於互通有無，目的是為本國商品經濟的繁榮而服務。中阿密切的經濟交往不但為兩國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利益，推動了兩國的經濟發展、市場繁榮，而且還促進了彼此的瞭解、加深了友誼，在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3.唐宋時期中阿之間的文化交流
唐宋時期，中阿文化交流是全方位多層面的。當時阿拉伯相對先進的天文、曆法、醫學、製藥、造船、建築等科學技術和各種手工藝產品、香料、藥材、珠寶、樂器等進入中國，為中阿文明的交流與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宋代，阿拉伯天文曆法傳入中國。西域魯穆人馬依澤“宋太祖建極，初召修曆，公精曆學，建隆二年，應召入中國，修天文。”[12]145他應召入中國修天文就是參與編撰應天曆，並把伊斯蘭教的星期制度引入到中國曆法。此外，阿拉伯醫藥學的傳入對中國醫藥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就連宋朝皇室貴族在宴會上也時常製作香劑食品，陳列香藥翕然成風。阿拉伯的制糖技術傳入中國，提升了當時原有的制糖技術。阿拉伯建築藝術傳入中國體現在清真寺建築方面，廣州懷聖寺、泉州聖友寺、杭州鳳凰寺、北京牛街禮拜寺、西安化覺寺、揚州仙鶴寺等都是中阿建築藝術交流的傑作。唐宋時期，來華阿拉伯人仰慕中華文明，從唐代李彥升中進士，五代李珣、李舜弦在漢文詩詞方面的高深造詣，直到宋元之際“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蒲壽庚等等，都可見中阿文明的交往之深，以及來華阿拉伯人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隨著中阿交往的加深，從唐到宋來華的阿拉伯人日益增多，這些來華穆斯林往往居有定所，形成自己的社區。如廣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中出現了被稱為“蕃坊”的穆斯林居民區，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來華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其遊記中所述廣州蕃坊寫道：“其處有回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中國皇帝任命伊斯蘭教判官，依回教風俗，治理教徒訴訟……”[5]7他們自己的社會組織叫“蕃坊”，貿易區稱“蕃市”，學校為“蕃學”，建造清真寺，在廣大的漢族人群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社會。可見當時蕃坊功能完善，具有替中國政府招商引資和開展宗教活動、規範穆斯林習俗、解決穆斯林民事糾紛、建立學校教育子弟和維護穆斯林共同利益等功能。這些歷史記載不但能真實反映出中阿友好交往，更能說明唐宋王朝對異域文明的尊重和寬容，以及阿拉伯人民對華夏文明的嚮往與追求。
唐宋王朝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到中國的同時，中國文化也傳到了阿拉伯各地。中國的制硝技術約在8～9世紀傳入阿拉伯，被稱作“中國鹽”。火藥傳到阿拉伯後，於15世紀又經穆斯林統治下的西班牙傳到歐洲，對歐洲人的兵器製造和軍事技術起到了推動作用。指南針也是由阿拉伯人傳到地中海地區，義大利人最先接受並用於航海，然後廣傳於歐洲。唐代發明的雕版印刷技術傳到阿拉伯地區，後又傳到埃及。瓷器也是唐宋以來輸往阿拉伯地區的重要中國物品。中國的造紙術、針灸學、脈學、煉丹術、臨床科學經驗也源源不斷地輸入阿拉伯地區，特別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不僅對阿拉伯、波斯產生了影響，而且通過阿拉伯人傳向歐洲，對中世紀“黑暗的西方世界”產生了影響，促進了歐洲近代文明的到來，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文明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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