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中阿交往及其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二、唐宋時期中阿交往的歷史意義
在唐宋時期數百年的中阿友好交往歷程中，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人民相互學習，兩大文化相互吸收，互補共榮，堪稱世界史上人類文明交往的典範。其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值得我們認真總結。
1.維護了當時的世界穩定與發展。
大唐王朝實際控制的疆域東臨太平洋，西到蔥嶺的廣闊天地。阿拔斯王朝東起蔥嶺，西臨大西洋，南至撒哈拉，北迄高加索山，形成橫跨亞、非、歐三洲的大國，中國史書說：“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西元7～13世紀是中阿兩大文明的極盛時期，當時中阿雙方都是世界上的大國和強國，各自沃野千里，雄兵百萬。中阿之間軍事上的一舉一動直接關係到當時整個東方世界的局勢發展。事實上，中阿雙方數百年間和平、友好、文明的交往，不但推動了中阿雙方的繁榮和興盛，而且有利於當時整個東方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可以說唐宋時期的中阿關係關乎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中阿之間這種友好的文明交往有利於維護當時世界局勢的穩定，有利於促進當時世界各地區的發展。
2.促進了中阿雙方的經濟繁榮。
唐宋時期，正值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繁榮的時期，特別是江南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當時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阿拔斯王朝時期把中亞、西亞、北非和西班牙連成整體，形成統一的經濟區。中阿陸上絲綢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日；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海上香料之路也是“蒼宮影裡三州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當時的中阿之間可以說是“海舶來自天方，絲路通向大食”。唐宋時期，中阿雙方長達數百年的友好交往，使雙方都從中得到了好處，中國的廣州、揚州、泉州等地發展成為繁榮的港口城市。這些港口城市的市舶稅收在政府財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南宋初年的市舶收入達到了政府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見當時的中阿經濟交往從經濟上奠定了唐宋王朝在國際上的地位；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巴格達、巴士拉、蘇哈爾、亞丁等也成為重要的港口。阿拉伯國家在與中國的和平交往中也獲益匪淺，為伍麥葉王朝、阿拔斯王朝的繁榮、興盛、從外部提供了條件。中阿之間的和平交往對雙方來說是共贏互利的，它們之間友好的商貿交往，繁榮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增強了雙方的國力。
3.充實和豐富了中阿雙方的文化。
唐宋時期的中華文明與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並駕齊驅而名列世界文明的前茅。阿拉伯相對先進的天文、曆法、醫學、製藥、制糖、建築等技術傳入中國，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阿拉伯地區各種農作物如胡桃、胡荽、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蘿蔔、芹菜、波菜等種種蔬菜，椰棗樹、刺桐 、茉莉花、曼陀羅花等多種植物的引進與種植，影響了中國的農業生產和中國人的飲食結構。阿拉伯手工藝品如香料、藥材、珠寶、樂器傳入中國，豐富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伊斯蘭教的傳入，給中國這片古老土地上帶來一種新的文化價值觀，直至後來影響了中國10個信仰伊斯蘭教少數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在阿拉伯文化東傳中國的同時，中國文化也西漸阿拉伯地區。以四大發明、絲綢、瓷器等為主的中華文明通過古絲綢之路傳入阿拉伯國家，爾後轉往歐洲，其影響可謂深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阿拉伯人把印度的學術著作和中國的造紙術以及在歐洲已經失傳的古希臘學術著作傳入西歐，為歐洲的文藝啟蒙和文藝復興準備了條件，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輝煌歷史無疑將重新改寫。”[13]206可見唐宋時期的中阿交往互補了中阿雙方的文化，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瞭解與溝通，從而充實和豐富了自己的文化。
4.有助於構建多元共存的世界文明秩序。
唐宋時期中國是以儒佛道為主的中華文明，阿拉伯國家是以伊斯蘭教為主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是一種典型的農耕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是融綠洲農耕文明、沙漠遊牧文明和海洋商業文明于一體的文明。兩種文明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它們思想內涵豐富、文化底蘊深厚、生命力持久旺盛。數百年間，兩大文明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優勢互補、相得益彰、共存共榮。使各自不同的文明、文化在異域文明的地區得到了尊重與發展。唐宋時期中國政府在穆斯林聚居區設立“蕃坊”，尊重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並委任穆斯林領袖擔任蕃長，管理穆斯林內部事務，解決穆斯林內部矛盾。同樣，阿拉伯國家也尊重到阿拉伯地區學習阿拉伯語，學習阿拉伯醫學，考察阿拉伯地區社會狀況的學者和旅行家。唐宋時期的中阿雙方雖然文明不同，但都能尊重、學習對方的文明、文化，可見當時中阿之間的交往有利於構建多元共存的世界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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