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蘭經》譯著活動
二、《古蘭經》譯注活動的理論淵源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上的翻譯活動，溯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建立的麥迪那公社時期。
622年，先知穆罕默德遷徙麥迪那，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麥迪那公社。隨著公社的逐步發展，先知為履行使者使命、弘揚文化與尋求和平。先後派使者致信半島內外一些部落首領、民族和國家的領導人。展開了基於文化使命的外交活動。其間，起草和翻譯外交書信成為年輕的麥迪那公社亟待解決的重要事務之一。鑒於此，先知委任聖門弟子栽德·本·薩比特(611－665)學習並翻譯來自羅馬、波斯、埃塞俄比亞、科卜特的書信。摩洛哥歷史學家坎塔尼(1858－1927)在《先知時期的政府管理制度》中指出，「栽德·本·薩比特奉先知之命學習古敘利亞語和希伯來語，並通過波斯科斯魯國王的使者學習波斯語，向羅馬、埃塞俄比亞與科蔔特籍的先知侍從學習羅馬語、埃塞俄比亞語與科蔔特語」。如果用現今學術和外交視角衡量，栽德·本·薩比特當是伊斯蘭國家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上首位通曉數門語言的語言專家與外事翻譯家。
先知穆罕默德曾委任栽德·本·薩比特翻譯來自波斯、羅馬等國王與部落首領的書信，但為什麼沒有命令他將含有《古蘭經》節文「你說：‘信奉天經的人啊!你們來吧，讓我們共同遵守一種雙方認為公平的信條：我們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類為主宰。’如果他們背棄這種信條，那麼，你們說：‘請你們作證我們是歸順的人’」(3:64)在內的遣使書信譯為外語呢?敘利亞伊斯蘭教律總裁管理局《古蘭經》學專家哈立德·阿布杜，拉哈曼·俄克教授，在《古蘭經注釋原理》中認為，「先知之所以這樣做，是出於兩個層面的考慮，並分別折射了他作為宗教層面上的真主使者，以及社會層面上的政治家與外交家的敏銳與睿智，尤其是伊斯蘭文化家應有的務實精神：其一，麥迪那公社的政治與外交策略——用母語從事外交活動；更能夠通過外交語言使伊斯蘭教和麥迪那公社的地區乃至國際聲望更加突出、地位更加重要、影響更加廣泛；麥迪那公社的語言推廣策略——強調《古蘭經》為人類共有而不僅屬於穆斯林，先知以阿拉伯語書信直接遣使，則可提高《古蘭經》的載體語言阿拉伯語的地位並加以推廣。其二，先知穆罕默德派遣使節時深知，收信人為知悉包括《古蘭經》節文在內的書信內容，必會翻譯之。這也就意味著先知默許，在弘揚《古蘭經》與從事阿拉伯一伊斯蘭文化交流等必要情況下，可將《古蘭經》譯為任何外語」。
綜上，歷史學家坎塔尼與哈立德·阿布杜·拉哈曼·俄克教授的研究表明，根據阿拉伯一伊斯蘭文化的學術溯源傳統，栽德·本·薩比特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學習外語，從事外交翻譯活動，既是文化自覺行為，也是政府外交行為。從後來歷史發展可知，栽德·本·薩比特從事翻譯活動、先知穆罕默德默許波斯與羅馬等翻譯其書信中的《古蘭經》節文，尤其上文提及的聖門弟子賽勒曼·法爾斯翻譯《古蘭經》首章的舉措，都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受命注釋《古蘭經》「集合它和誦讀它，確是我的責任。當我誦讀它的時候，你當靜聽我的誦讀。然後解釋它，也是我的責任」(75:17-19)、「我降示你教誨，以便你對眾人闡明他們所受的啟示，以便他們思維」(16:44)以及經文啟迪穆斯林解讀和注釋《古蘭經》：「這是我所降示你的一本吉祥的經典，以便他們沉思經中的節文，以便有理智的人們覺悟」(38:29)、「只有真主和學問精通的人，才知道經義的究竟」(3:7)的總原則與基礎上，成為《古蘭經》譯注活動的理論淵源，也是伊斯蘭文化通過譯注《古蘭經》不斷完善與發展，自始至終為自覺、積極與其他文明交流，尋求共識與摒除隔閡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學理基礎。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阿拔斯王朝著名百年翻譯運動，政府有領導、有規劃地翻譯希臘、波斯與印度等國家的許多重要學術著作，「為伊斯蘭文化各個領域的發展起了引信的作用，因為阿拉伯帝國的各民族沒有滿足于僅僅從翻譯上所取得的知識而駐步不前，他們只是借鑒於古代世界的成就把它當作開啟未來世界的鑰匙，他們終於在自己的土壤中培育出了一種嶄新的文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這一特點也明顯地反映在翻譯過程中，他們在翻譯的同時，做了大量的注釋、評論、質疑、補正等方面的工作。這種‘借題發揮’。式的學術研究卻為新文化的開創起了重要的催化和鋪墊作用」。「既向當時的國際社會提供了數量客觀的公共產品。又在東西方文化的互動、傳播方面居功至偉」，更在「古代科學文化向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中，它起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歷史作用，對亞洲、非洲、歐洲和中國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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