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瑪丹的新書:《大改革》
[編譯者按語﹕本文作者達麗雅‧優素夫最早畢業於開羅大學英文文學比較學專業﹐後來又獲得新聞學外交事務研究生學位。 她現在擔任《伊斯蘭在線》歐洲穆斯林社會經濟版編輯。 本文中的小標題編號是譯者增加的。]
歐洲當代著名伊斯蘭學者塔里格‧拉瑪丹教授最近出版了一部新書《大改革》(Radical Reform)。 根據書訊介紹﹐這是他在「伊斯蘭科學」﹑「現代思想」和「穆斯林多數和少數人口的社會」中闖蕩二十年﹐通過讀書﹑寫作﹑觀察和總結經驗﹐寫成的一部書。
在這部書裡﹐他引入了一個新概念「伊斯蘭科學」﹐有詳細的分類﹐以便更加清晰地認識伊斯蘭社會。 例如﹐他提出對伊斯蘭須在「具體環境」中的理解﹐而不是局限於經文「字面」的理解﹐因此﹐對他的許多觀點和理論﹐必須從廣義上思考才能解釋得通。 在歐洲﹐許多人把「歐洲人」與「穆斯林」分為兩路不同的人群概念﹐而拉瑪丹教授在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不作分別的解答﹐而希望人們認識「歐洲穆斯林」的單一概念。 他說﹐在世俗化盛行的歐洲﹐必然存在「歐洲穆斯林」的新群體。
在「西方穆斯林社會及其展望」一章中﹐他堅持這個觀點﹐並且論述發展方向﹐而在「伊斯蘭面對西方和現代化挑戰」的一章中﹐他卻說﹐伊斯蘭國家必須走開放和發展的道路﹐進入現代化。 拉瑪丹教授對歐洲穆斯林的發展始終抱有信心﹐看到未來發展的特定地位。 早在2002年﹐他接受保羅‧東尼利採訪時就預言說﹕「過不了多久﹐在西方國家的穆斯林將對整個伊斯蘭世界做出貢獻﹐因為﹐我們面對著直接挑戰﹐我們在做著許多在伊斯蘭國家不許可做的事情。 我們這裡需要建立智囊團﹑自由論壇和協商會議﹐大家可以暢所欲言﹐不妨對權威持批評的態度。」
他認為﹐在伊斯蘭國家與西方穆斯林社會之間存在鴻溝﹐而且將持續下去﹐因為缺少溝通﹐通往互相了解的道路還很漫長。 他提議對某些有爭議的行為「暫且停止」。
一﹐「暫且停止」的教訓
在2005年3月30日﹐拉瑪丹教授發表了一個聲明﹐在針對肉體懲罰的問題上﹐如亂石砸死﹐他提出了「暫且停止」的實例。 他說﹐現行的懲罰制度「只對婦女和窮人﹑或者對貧窮的婦女有效﹐從來沒有發生過對有錢有勢有地位的人實行過這種懲罰。」
他提出這個觀點之後﹐受到許多方面的議論和反駁﹐多數來自穆斯林的學者。 拉瑪丹教授在《大改革》的前言中就表達了對這些負面反應的不滿。 在他看來﹐這是「缺乏冷靜辯論」的陋習造成的﹐這是一種「毒害當代伊斯蘭思想的邪惡」陰影。
拉瑪丹教授受到各種指責﹐其根本原因﹐他被看成是歐洲派的學者﹐是「山寨版」的伊斯蘭﹐甚至連他所讚美伊斯蘭學術思想﹐如對穆斯林社會不斷奮進的「創制學」﹐他的觀點也遭到拒絕。
他的聲明發表之後﹐各種反應都很激烈﹐成為眾矢之的。 開羅美國大學政治系的一位教授艾瑪德‧沙希姆2005年12月29日對《伊斯蘭在線》記者說﹐由於拉瑪丹教授所處的歐洲環境﹐他不得不為歐洲的穆斯林尋找一條生路。 他說﹕「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學者左右為難。 西方人說他們是‘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而穆斯林說他們是‘超現代化’或‘西方化’。 更可笑的是﹐有許多學者﹐如拉瑪丹本人﹐前後背著雙料黑鍋。」
對於現實存在的思想矛盾和意見分歧﹐許多學者對拉瑪丹教授提議的「暫且停止」號召表示難以實現。 因為﹐歐洲穆斯林與伊斯蘭國家之間存在著社會差距﹐在互相不能溝通和理解的現狀下﹐「暫且停止」也難以成功。
二﹐最新的口號是「大改革」
拉瑪丹教授認為﹐他提出「暫且停止」建議時態度是冷靜的﹑溫和的﹐沒有想到遭到如此非議和抵制。 他決心奮鬥不止﹐加快步伐﹐進一步提出「大改革」﹐以攻為守。 他說﹐面對複雜的局勢和嚴峻的挑戰﹐任何緩慢的運動都難以奏效﹐小打小鬧的「改良」根本無濟於事﹐穆斯林社會的全面改造刻不容緩﹐沒有這麼多精力對社會所有領域都深入調查和改良。 只有下痛苦的決心進行徹底「大改革」﹐長痛不如短痛。
拉瑪丹教授所提議的「具體環境」中理解伊斯蘭﹐或他的「大改革」思想﹐都不是什麼新理念。 他在不同場合所表達的這類思想早就引起了西方媒體的注意﹐例如在2002年採訪過他的保羅‧東尼利就曾把採訪的報道用了「他是否穆斯林的馬丁‧路德﹖」這樣醒目的標題發表文章。 西方的媒體觀察家們認為拉瑪丹與馬丁‧路德有可比的合理性﹐因為「拉瑪丹對伊斯蘭的主流思想提出了挑戰」。 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拉瑪丹教授提議應根據「具體環境」需要理解《古蘭經》﹐是同馬丁‧路德如出一轍。
西方媒體對拉瑪丹教授的類比對他很不利﹐錯怪了他提議改革的初衷﹐使許多穆斯林的學者懷疑他的真正動機。 這些都是不很明朗的潛臺詞﹐如今出版的新書《大改革》﹐有澄清這些誤解的涵義﹐例如他說﹕「改革﹐這個字眼看起來包含著危險性﹐有人擔心會傷害伊斯蘭的基本原則﹐也擔心是在模仿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
他的許多議論是有針對性的﹐希望消除人們的憂慮﹐他舉例說﹐伊斯蘭從來就沒有害怕過別人批評﹐而且歷來都有開放型的優良傳統。 他說﹕「在過去這個階段﹐我們的辯論內容﹐不是爭論改革是否合法﹐而是討論我們開放所能允許的限度﹐(把改革限定在伊斯蘭的原則之內)。」
三﹐經文的「字面」怎樣理解﹐或由誰解讀﹖
拉瑪丹教授在《大改革》中觸及了一個伊斯蘭學術界很敏感的話題﹐即真主啟示「字面」理解和詮釋的權威。 他說﹕「經文的辭句固然直接影響到閱讀者的感覺﹐但是最後的結局﹐是閱讀者的心理和思想狀況決定了他對經文的解釋。 因此﹐對經典的理解﹐不能排除個人主觀成份﹐所以就產生了不同的解釋。」
他認為﹐穆斯林的學者﹐歷來都思想活躍﹐在各個時期都出現過對《古蘭經》生動活潑的領悟。 但是﹐他說﹐理解真主啟示的《古蘭經》不是漫無邊際的遐想﹐或苦思冥想﹐而是有原則限度地正常思考和領會。 在解讀經文含義時﹐方法上須遵循平穩中正的原則﹐才能產生對實際行為的有效指導﹐碩果纍纍。 在他的《大改革》中沒有列出解讀《古蘭經》的原則﹐但他明確說明了﹐詮釋《古蘭經》的學者必須具備某些合法條件和資格﹐他稱之為經文的「詮釋權威」。 在採訪中﹐他對記者東尼利說﹕「實際上﹐在伊斯蘭中﹐沒有什麼教會的權威﹐我們理解﹐這是一個寶貴的優勢﹐是伊斯蘭存在的積極意義。 假如我們都不敢發表意見﹐沒有主見﹐等待上峰指示﹐那麼﹐這個缺陷就太大了。」
在《大改革》中﹐拉瑪丹教授提議﹐建立伊斯蘭精神指導機構﹐為了實現伊斯蘭的最高道德目標﹐就必須建立學者的權威性﹐這就是伊斯蘭的社會科學。
四﹐無新意﹐有爭議
實際上﹐建議成立伊斯蘭社會科學院﹐培訓現代伊斯蘭法學專家﹐在不同領域中進行「創制學」研究﹐這些都不是新主張。 在許多伊斯蘭國家﹐以及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地區﹐都有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見解。 拉瑪丹教授在他《大改革》一書中再次闡述這個建議﹐其中有兩點意義。
第一﹐他在這部書中提到有兩類伊斯蘭學者﹐一類是對經典的「字面」派﹐另一類是「具體環境」派。 這兩大學派﹐都應當受到重視﹐給予他們平等的機會﹐成為伊斯蘭宇宙觀的核心力量。
第二﹐有許多穆斯林學者﹐特別是伊斯蘭國家的學者們﹐對於在歐洲非穆斯林面前公開談論某些敏感的宗教問題﹐會感到不舒服﹐例如真主啟示的經文﹑對現實社會的應用﹑宗教權威等等。 他們擔心﹐這些歐洲的非穆斯林學者之中有對伊斯蘭不友好的人﹐他們有可能借機會攻擊伊斯蘭。 拉瑪丹教授認為﹐這些非穆斯林的學者﹐他們有某些學術方法或挑剔性的指責可以利用來推動伊斯蘭進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他說﹕「從他們那裡﹐我們可以看到穆斯林社會現存的問題﹐也可以借用他們的科學工作方法﹐進行自我改進。」 他在許多場合都說過洋為我用的思路﹐即「伊斯蘭為體﹐外來思想為用」的模式。 通過這樣的方式﹐穆斯林大眾將受到教育﹐理解伊斯蘭的真諦﹐而不會陷落在西方文化大染缸之中。 他認為﹐全世界的伊斯蘭﹐從十三世紀就開始了在西方強權面前被動防守的局面。
他認為﹐穆斯林世界迫在眉睫的使命是﹐走伊斯蘭自己的道路﹐對社會進行創制改革。 他說﹕「我們的思維理性和奮鬥精神﹐來自伊斯蘭的兩大思想泉源﹕《古蘭經》和聖訓。」
五﹐知識和人群的區域性
拉瑪丹教授把伊斯蘭的知識分為區域性﹐在我看來﹐還應當把各地人群這樣區分開﹐因為不同地方的人﹐接受能力不完全一樣。 譬如說﹐拉瑪丹和許多學者都主張﹐伊斯蘭國家與非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社會﹐互相溝通﹔伊斯蘭的學者與廣大民眾﹐也應當互相溝通。 因為互相存在不同的理念﹐所以﹐當他提出某些法制措施「暫時停止」時﹐各地反應不一。 他的這本書《大改革》必將在世界各地引起廣泛討論﹐各持己見。
如前所述﹐拉瑪丹教授認為﹐西方的穆斯林將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產生影響。 假如歐洲的穆斯林社會與伊斯蘭國家互相隔離﹐互不了解﹐這種設想就無法實現。 伊斯蘭國家的廣大民眾對西方所知甚少﹐不了解那裡的穆斯林社會﹐只是在出現頭版頭條新聞的時候﹐才覺察到那裡也有穆斯林﹐如對拉什迪的追殺﹑法國國會通過禁止蓋頭政令﹑丹麥報紙刊登辱聖漫畫。
這些負面的消息﹐給伊斯蘭國家穆斯林帶來不好的印象﹐他們認為穆斯林在西方國家受凌辱﹐表明了西方對伊斯蘭的敵視。 這種情緒無助於穆斯林對歐洲國家產生好感。 另一方面﹐從歐洲穆斯林的角度看待伊斯蘭國家抱有疑慮的眼光﹐例如要求他們對祖籍國家保持忠誠﹑恐怖主義思想輸出﹑以經濟資助干擾歐洲穆斯林的內部事務。
六﹐期待改革﹐須互相聯絡
總之﹐世界伊斯蘭運動的原動力在伊斯蘭國家﹐他們那裡應當首先了解西方社會中穆斯林的處境﹐比如他們面臨的社會挑戰和社會機遇﹐以及他們所處地位將對伊斯蘭世界發展有利。 歐洲的穆斯林﹐也應當了解伊斯蘭國家穆斯林的潛在能量和現實的弱點。 歐洲的穆斯林社會﹐應不斷前進﹐但不失其歐洲特色﹐保持獨立性﹐弘揚他們從伊斯蘭國家帶來的原則和傳統。
雙方的溝通須有文化橋樑﹐例如伊斯蘭法學與研究歐洲理事會就是一個有力的溝通工具。 當代是資訊時代﹐應充份發揮信息的功能和效益﹐確定奮鬥目標﹐制定奮鬥綱領。 正如拉瑪丹教授主張的那樣﹐我們雙方都需要建立起互相聯絡的橋樑﹐如互聯網﹑智囊團﹑學術論壇和專題研討會等等。 我們雙方的信息不嫌多﹐越多越好﹐透徹了解對方的初衷和行動規劃﹐才能實現全面改革。
(阿里編譯自﹕Tariq Ramadan﹕Rad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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