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陳克禮
四、與祖國共命運
文革帶給中國人民的，不僅是經濟的崩潰、社會的瓦解，更是思想和文化的泯滅。因此用“十年浩劫”來描述那一段慘痛的歷史，一點也不過分。作為思想家，陳克禮註定要受到文革的無情衝擊，然而，連溫飽也解決不了、不久又面臨生命威脅的陳克禮，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與自己一樣，在野蠻、無知和現代迷信的風暴中苦苦掙扎。據陳克禮當年的學生、北京二外教授張志華等說，陳克禮對知識的嗜好與執著，對資料的掌握與運用，同時代的許多學者和教授都望塵莫及。在視學術文化為“牛鬼蛇神”而統統予以打倒的時代裡，這位與知識和真理“聯姻”的思想家（24）卻計畫寫一部《伊斯蘭百科全書》。“聖教詞典之編輯，實在需要，有此文庫，一勞永逸，可解決很多問題。這種作品，可根據條件，可簡可繁，最好是將有關聖教的一切知識集成一卷，把‘伊斯蘭百科全書’加以縮編……這首先需要普遍閱讀大量有關資料，分類作出卡片，每條簡明扼要，提綱挈領，不能過長。”（25）然而，自五七年反右擴大化至文革爆發，做這類學術工作談何容易！何況在那“橫掃一切”的年代裡，學術和文化資料的空前匱乏直接限制了我們的思想家。 “現在我手邊這類資料全無，只有些理論書，做起來很吃力。……我們很羡慕西方人在本國能編出《伊斯蘭百科全書》來，人家的參考書太足了，我國一切皆顧眼前，不能高瞻遠矚，良可浩歎！”（26）但即便如此，作為思想家，陳克禮沒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思想， “但這是長時間的工作，隨時可寫，範圍很廣，‘英雄有用武之地’。日積月累，一切材料都用得上，到最後會完成這一工作。”（27）我國學術界九十年代推出的《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是陳克禮這一願望的實踐。
但是，當時極左威權控制下的中國，似乎故意與這位思想家過不去，上面沒有給他安排適合他身份和興趣的文化工作，而是給這位身體虛弱的思想家安排了體力勞動，即使這一體力勞動也沒能解決他的溫飽問題，生活和生存問題一直干擾著這位思想家的思想活動和學術活動，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然而，陳克禮卻能坦然地看待自己面臨的處境，並且鼓勵同樣從事體力勞動的摯友：“一個人要做千萬人的工作。諸弟去勞動很好，我以為生活糊口，作體力勞動最好。”陳克禮以做了哈裡發後仍然從商的艾布·伯克爾為榜樣，認為以學問為謀生手段，或做一些人所謂的“宗教職業者”是一種恥辱，與自己的使命不符，“不能以我們的神聖事業和工作去作生活手段，那太貶低了主聖事業，所以不得已時，我寧願以別種工作去謀生，不以自己的事業或聖教、民族名義為職業。”（28）偌大一個中國，竟然不能容納一個思想家根據自己的思想去生活，甚至也不許他像一個正常人一樣去養活自己。其實，此時的陳克禮，就是許許多多中國知識份子的縮影，甚至就是處於進退維谷的祖國的縮影： “現在醞釀《聖教哲學》和《回族史》及文學的若干問題，這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多年的心願，能夠實現，將來對聖教問題就能解決。但工作變得越重要，生活變得越緊，這好像是真主有意考驗人。現在已臨絕境，不知如何解決才好。工作我不願就，不願做奴隸，放棄神聖的工作。”作為天生的思想家和奮鬥者，不能按自己的意願去思考和奮鬥，甚至連生存權也被剝奪時，陳克禮為真理而活著的思想不僅沒有熄滅，而且這位富於理想色彩的思想家竟然想到國外去發展，他給支持他的友人馬志仲的信中說：“現在有一種消極的打算，就是你那裡無力支援，我想把兩個孩子放下，到外地遊學傳教，保持了生命，還能做些實地考察工作。有機會就出國，到回教國家一遊，朝‘罕志’，這也是終生意願之一。沒機會就生活在廣大回民裡，何時無常到完事。”思想家不知，在那個扼殺思想為己任的年代裡，他這樣的思想家不要說出國，就是他所說的“生活在廣大回民裡”這樣似乎再平常不過的願望也成了一種奢求，於是他想到了死亡：“如果受客觀限制，我不能外出，那只有‘絕食’老死在家中，葬于老人墓旁。現在身體非常壞，回到‘清高伴侶’——安拉那裡，這是人生最高希望和歸宿。”
作為人類一員的陳克禮，自然擺脫不了人的弱性，真主說到人的本性時說：“人是被造成脆弱的。” (2：28)但惟其如此，愈能體現他作為思想家的偉大和實在。
實際上，在那個年代，陳克禮不是絕對找不到用以糊口的工作，但他要為此付出犧牲自己思想和事業的代價，作為思想家，還不是為了自己的思想和追求而活著？如果沒有了思想和事業，對思想家而言豈不意味著生命的終結？因此，苟且偷生與陳克禮的生活目標不符： “縣上公家一定不許我私自外出，工作當然不是沒有，條件是放掉立場，這就不行。我們最要緊的是保存自己。我過去辭了很好的工作，十年來不就業，主要就在這一點上，不是為活著而活著，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現在只有托靠真主，過著、活著，沖出一切封鎖。”（29）陳克禮辭掉當時北大和經學院的教學工作，後又因為所謂“右傾”、“反革命”（30）
等罪，不僅物質生活一貧如洗，而且政治生命和肉體生命都危在旦夕，於是許多人包括他的一些同事、學生甚至教授、專家都認為他“不識時務”、“為人老實”、“不會生活”，等等。那是一些“活人”對他的評價。而1970年被執行槍決的這位思想家又是怎樣評價自己的這一行為的呢？“馬克思和列寧都在外國圖書館裡消磨了很久的時間，完成了比較有價值的作品，我們也應這樣辦。這需要犧牲個人的打算，我這半輩子很少替個人想過什麼，別人譏笑我不會生活，很多好的工作機會都扔掉，弄得家破人亡，窮困不堪，一事無成，很多人攻擊。這是事實，然而對於主道和聖教的事業，都是時時在關心和進步中，一切工作都要服從這一願望和目的。”那麼，以前陳克禮去北大和經學院工作，其動機又是什麼呢？“解放後，到北大和經學院教書不是我的目的，目的還是利用兩校的中阿圖書館。從北京回來，這十年始終在找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把解放後所集的資料總結的寫下來。”在臨夏馬志仲等進步人士的無私幫助下，陳克禮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於是在貧病交加、同時受到政治迫害的險惡環境中，這位不屈的思想家完成了《伊斯蘭思想維新論》、《伊斯蘭文化簡史》、《歷史緒論》等二十多部作品的翻譯工作，並以大思想家的膽識和氣魄準備寫作偉大的三部曲《中國論》、《世界論》和《伊斯蘭論》。（31）可惜這些心血和生命的結晶被紅衛兵抄走，現代的“焚書坑儒”不會讓思想家們有任何喘息的機會，因為毛澤東一人的“思想”足以滿足七億人民的需要！儘管如此，我們的思想家並沒有停止自己的思想，思想是造物主特賜人類的恩典，材料和作品可以被抄走，但思想卻不可以被抄走。即如一代聖門弟子比拉裡對自己的主人所言：你可以控制我的肉體，卻不可以控制我的靈魂。“街上冷冷清清，沒有往年年關的那種熱鬧氣象。一個人呆在陋室裡很無聊，只有一本語錄，夜間讓思想的野馬馳騁開去。”（32）
在寂靜的沉思中，陳克禮想到了自己祖國面臨的思想和文化危機。“不能出書，有理說不出，被剝奪了發言權。千千萬萬的智者不說話，沉默的中國，這種苦悶的局面會有多久？沒有保障，人權何在？”不僅控訴這種扼殺思想的苦悶局面，而且把矛頭直指文革及其所張揚的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問題，正說明了一些道理。中國人經過長期鬥爭已不那麼老實俯首貼耳，供人統治宰割了，種族歧視固然不好，但階級仇恨也不怎麼高明。”（33）並對當時的中蘇關係提出坦率的看法：“蘇聯為什麼出現修正主義？幾年來，當政者敢於反抗蘇聯是一進步。但理論上只能學習西方，充當人家的學生，不能獨立思考，沒有‘國魂’。這似乎最基本的一點，也是問題的核心。”過去照搬蘇聯是不對的，現在為了反對蘇聯，又照搬其他西方國家也是有問題的。這是陳克禮所指出的問題的關鍵。因為在這位善於思考 的思想家看來，一味“充當人家的學生，不能獨立思考，”便是“沒有國魂”。聯想到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禁懷念早在文革伊始便站在這一問題雲端的陳克禮。作為一流的思想家，陳克禮不僅在擔憂中國穆斯林的發展，而且更是在為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忡忡。因為此時的祖國和他自己一樣，正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考驗。 “對方感到受馬列主義約束不行，但由於不能按照馬列主義行事，因為很難行通，理論太高了不為群眾接受。所以，一個人的思想不管怎麼高超，總難對抗廣大群眾的重大智慧。”（34）現在有些學者把文革時代稱作“一個人替全國人民思想的時代”， “不需要毛澤東之外的人的思想的時代”，而陳克禮在那樣的艱難歲月提出“一個人的思想”“總難對抗廣大群眾的重大智慧”，對當時無所不在的個人崇拜提出挑戰。與此同時，對文革的實際意義提出大膽的質疑：“‘文化革命，不論喊得多麼響亮，但總不能同‘文藝復興’、‘明治維新，等量齊觀。這不過是一種浩劫。”（35）要知道這是陳克禮寫於1969年的文字，其時文革正在“遍地燃燒”，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含冤離世的一年，因此這樣的文字其風險可想而知， 但思想家卻沒有因為個人的安危而停止自己的思想。這些文字所包含的思想，在十年後鄧小平理論中已得到充分的實施：鄧小平為了使中國的改革順利進行，提出“全面、準確理解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批判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36），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這不正是陳克禮在文革中提出的“一個人的思不管多麼高明，總難對抗廣大群眾的重大智慧”嗎？陳克禮所說的“廣大群眾的重大智慧”所影射的不就是八十年代深得人心的改革開放嗎？
對於文革中“不能獨立思考”、“沒有國魂”的時弊，陳克禮在1969年寫給馬志仲的一封信中進一步予以尖銳的批評：“中國事事抄襲外國，二十年來在建設方面並沒有足踏實地地關住門搞自己的，而卻好大喜功地走美蘇大國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這 一擴張路子，打臉充胖子，極力同大國較量，向外輸出，造成某 種反感和孤立。”（37）陳克禮的這些思想，在十多年後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得到了落實：鄧小平對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不是照搬前蘇聯，也不是被美國等西方國家牽著鼻子走：國際事務中“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基本國策。”（38）而文革中中國盲目仿效蘇聯，把中國搞成世界革命根據地，明明白己吃不飽肚子，還勒緊褲帶充好漢，慷慨援助第三世界兄弟國家，發誓要解放全人類，鬧了許多笑話。作為思想家，陳克禮在文革初期即提出中國應該“足踏實地地關住門搞自己的”，不宜“打臉充胖子，極力同大國較量，向外輸出”，前者是後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初理論，後者是國際事務中“不當頭”、 “不抗大旗”的前瞻性觀點。不僅如此，陳克禮以思想家的敏銳嗅覺指出文革中國不會長此以往，“中國需要變，中國人需要合理的生活，庸人執政的局面應該結束。”“這批庸人把中國拖向可怕的深淵……‘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劇烈的世界大動盪正要到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39）思想家對文革中國的批評及對未來中國的憧憬，為後來的形勢所不斷證實，歷史和現實在見證陳克禮的永恆意義。
針對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取得長足發展而文化方面還任重道遠的中國現實，學者杜維明先生提出不僅應該有“經濟中國”和“政治中國”，更應該有“文化中國”，並把後者作為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學者和思想家們奮鬥的目標。陳克禮在文革中提出中國應該走自強自立之路，囊括了杜先生提出的三個層面的中國，而他所抨擊的“不能獨立思考”、“沒有國魂”的文革中國，乃是呼喚“文化中國”的早日到來。那是陳克禮在文革的淒風苦雨中所熱切期盼的具有“國魂”的中國。為了這一遠景，陳克禮立志“像白求恩那樣不遠萬里到伊斯蘭國家，但不是去治肉體上的病，而是去治思想病，……把穆聖‘我派遣你只為慈憫普世’的偉大使命促其實現。”（40）他要去遨遊伊斯蘭世界，去“吸取總結從古及今的廣大穆斯林的經驗，然後把它提高到理論上去，把伊斯蘭發展為一種學說和主義，賦予它完整可行的體系。” “所有著作都缺乏現代理論水準。‘伊斯蘭學’或‘阿拉伯學’又需要我們來補充、總結和完成。這些都是大事，困難和阻力很多，要有比唐玄奘更大的魄力才行。”（41）陳克禮不滿足于馬堅先生所譯《回教哲學》的“那套舊的體系概念”，提出要建立“一種綜合的新哲學”。他稱之為“理論上的‘重工業’、，需要長時間才行，這是萬年大計。”（42）為了建立這一宏偉理論體系，陳克禮決定在那生存都成問題的時代作最後一搏，他批評機械唯物論“缺乏活潑的想像，幹乾巴巴，枯燥無味，”因而無力完成這一任務。“東西古今的學者，還未有對此作過透徹的剖析，這種理論工作落在我們上，所以我們的責任非常重大，工作非常神聖，活著非常有意義。我們每個人都是再次降世的爾撒和世紀的‘邁海底’來救世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應有這種氣魄！”(43)而且為了這一目標，陳克禮給自己的定位是“不但要有哲學家的沉思，而且要有詩人的熱情。”“我犧牲了個人的愛和個人的興趣，個人的生活，一切雜念和牽掛，專心致志地服務於主道。……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苟且偷生，不如壯烈犧牲，所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廟故，二者皆可拋，。”(44)
這些文字中蘊含的豪邁和悲壯，讓人想到了視死如歸的烈士。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寫完這些文字的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7月5日，我們的思想家被槍殺於他的家鄉。思想家走了，把實現美好遠景的使命留給了後來者。現代伊斯蘭思想家賽義德·庫特蔔（1903-1966）說：“我們的思想本來是死的，直到我們為此獻身，用我們的血肉之軀去澆灌它，滋養它，它才會勃發生機，獲得永生。”陳克禮走了，被他的生命和鮮血澆灌的思想卻永駐人間。摩羅說，他原以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是魯迅，後來他又認為是胡適，再後來，他又認為是顧准(45)，因為顧准在思想被閹割了的時代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其實，與顧准相比，陳克禮(1924-1970)的思想毫不遜色。如果說顧准從政治經濟層面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那麼，陳克禮則從哲學、意識心態領域為當時（文革時期）的中國尋找自立自強之路。陳克禮的思想帶給我們的一個明確資訊是，即使在那萬馬齊喑的年代，一些生命還在運動，一些良知還在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僅有顧准、張志新(46)，而且還有中國少有的思想家陳克禮。
去年是陳克禮歸真四十周年，民間穆斯林學者從不同角度緬懷這位思想家，或出論文專輯，或出紀念專刊，以寄託對這位思想家的深深敬意和無限禱告。以前由於種種顧慮而保持沉默的許多學者和教授也不甘寂寞，紛紛加入到緬懷這位逝者的行列中。在活人的證詞中，逝者又回到了人間。埃及有一位學者寫了一本書，叫做《逝者開始說話》，說的是歷史的真相被人為地掩埋，後來歷史的車輪又使之終見天日。變化中的中國和世界見證著永遠的陳克禮，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沒有失望于真主規律的不可逆轉，長呼“‘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劇烈的世界大動盪正要到來。”(47)
窗外，隨著春天的腳步聲，嚴寒正在散去。在良知開始復蘇的土地上，逝者重新說話了。 “為主道而獻身的人雖死猶生，”(2: 154)這段古蘭經的含義不正是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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