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湯瓶壺
【作者簡介 孫玉安，中國回族學會常務理事、浙江省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寧波作家協會會員、甯波伊斯蘭教協會會長。】
潤心般的信仰傳播收穫，勝過任何著名導師的照本宣科。
在我書房博古架上，擺放著一把古香古色、包裝渾厚的黃銅湯瓶壺。這是穆斯林家庭必備、禮拜前做小淨用的器物。同時，在過去清真飯店的招牌上，往往以湯瓶壺的圖案，顯現出特有的潔淨、真誠之含義。
這把壺，雖然製作於清末民初的年代，卻比我收藏的漢代古玉珍貴、比唐朝陶俑更有意義。時不時，我會慎重地捧起撫摸，還用潔淨的毛巾，輕輕擦拭上面並不多的塵星，每一次觸及，都會聯想其原主人的軼事，不禁構念出一段難忘的回憶。
1979年的初春，我還在河南軍區服兵役。愛子心切的父母，一直在為我的婚姻大事傷愁。那時候，出生在農村的我，從沒有奢望過自由戀愛，只能遵循著定然的安排。
本家爺爺孫文喜，常到鄭州大女兒家小住。在鄭州解放路小樓清真寺禮拜時，結識了同齡多斯迪，住在西郊國棉四廠的李忠明。
改革開放後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思想解放的號角，讓鄭州穆斯林如同獲得了第二次翻身，解放路小樓清真寺成了鄭州，乃至河南的一面旗幟，回民到清真寺禮主麻，已經成為了穆斯林自覺的必修課。
當時的我，身穿軍裝，每次神采奕奕地走進清真寺禮主麻時，被大家那讚美眼神圍觀著的感覺，使我自豪不已。就是在禮拜後的短暫時刻，在幾百人熙攘擠擁的人群間，孫文喜爺爺叫住了我，寒暄後便是開門見山、關切地詢問我，他急於要知道我有沒有對象。我說沒有，老人笑了。
“印沙安拉！看定然吧！”臨別時，老師只留下了這麼一句話。
不久後的主麻天，他陪著同樣留著鬍子的一位老人約見我，依然是讚揚、勉勵。隨後，向我介紹“這是你的李爺爺，也是個阿訇”。
當安拉的定然來到之時，一切的不可能，似乎變得是那麼的容易。
幾天後，父母專程從鄉下來到軍營，讓我相親。突如其來的消息，令我有點不知所措。父命難違，只好請假外出。來到了國棉四廠家屬院，三樓客廳兩把椅子上坐的，竟然是見過面、笑嘻嘻的兩位爺爺。
感謝安拉！就這樣，兩位老人家作為媒人，與李爺爺的外甥女相識，定然的安排，讓我們走到了一起，直到今天。從那一天起，把李爺爺改稱為姥爺(河南地區稱外祖父為姥爺)。
隨著相敬到親戚的升級，直到後來結婚留住在鄭州，我幾乎每個月都會抽空去看望尊敬的姥爺。我敬重他晚年的教門操守嚴謹，還有他講述的豐富而坎坷的經歷，這些活生生的教門與生活的經歷一直影響著我、激勵著我。
李忠明1905年出生在河南周口河西。父親是個傳統的小生意人，祖祖輩輩的家庭教門傳承的薰陶，讓省吃儉用的父親，下決心供養李忠明到清真寺一邊念經、一邊學文化。
11歲時父親的突然去世，讓他失去了依靠，生活逼迫他快速長大。生活的現實逼迫，寡母只能帶著孤兒，投奔到上海二姐夫處。
當時，二姐夫李項臣在滬西清真寺附近設攤賣燒餅，李忠明只好寄人籬下，做了打餅的童工小學徒。
李忠明老人不止一次地回憶他做學徒的艱辛。天不亮就要提前起床生火、備料。晚上繁星滿天才能夠收拾爐灶回家休息。動作慢了要遭罵，收錯錢一定會挨打。好在是親戚，否則，連這樣的機會都排不上，當年的艱辛可想而知。
那時候，有句俗語：三年免費學徒期滿後，還要再做三年廉價的夥計。總算熬過去了最困難的時刻，自己終於在藥水弄開了一家餅店，開始了艱難的創業。
老人講起最得意的事時，高興地滿面春風。他說:那時候，常常到紅石坊清真寺與平易近人的張永泉阿訇聊天、交談，有時會到藥水弄向劉志三阿訇問“侯昆”(教律)、主麻日，專程去外國寺，聽達浦生阿訇講“臥爾茲”(演講)。齋月是收穫期，他會不思勞苦地瞪著黃魚車，給各個清真寺送熗餅、聆聽各種豐富多彩的講座、參加聚會，他還是各種活動的年輕骨幹。那段時間留給他的，是收穫最多、最開心的記憶。
“那時候上海的伊斯蘭文化最活躍、最有生機。是全中國的一面旗幟”。老人一邊手翹大拇指，一邊哈哈大笑。那種自豪，足以能夠體現出他回味無窮的真實感受。
1942年，母親看著成家立業的兒子已經步入殷實，欣喜之餘，增添了顧慮和擔憂，思鄉的念頭愈加強烈。她看不慣大上海的燈紅酒綠、花花世界；她擔心獨子被現代的時髦改變掉意念、丟失了根基；更害怕被埋葬在不屬於家的漂泊之地。為此，堅持返回故鄉，而且無容置疑地果斷。
百善孝為先。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作為穆斯林孝道的分量被提升到了信仰體系中的一部分。
儘管李忠明已經在大上海逐漸站穩了腳步，儘管他已經融入了清真寺這個大家庭裡，儘管他躊躇滿志地計畫著事業的進一步開拓，然而，母親的固執打亂了他所有看似詳細的規劃。他沒有選擇，只好變賣家產，告別親友，雇了一輛馬車，帶領妻子兒女，陪伴著母親返回故鄉。
母親安然歸真後，他於1948年又輾轉到武漢，計畫著二次創業，在漢口大智門重新開設清真小吃店。獨到精細的麵點手藝，為武漢回民小吃增加了一個品牌。他的熗餅，包子是每天回漢民眾排隊爭購的一大亮點。
真主的恩典，不僅讓他擺脫了初來乍到經濟上的困境，他深厚的教門功底，加上熱心慈善事業、常常幫助窮人、孤兒，也得到漢口穆斯林的讚賞。不久，就被三碼頭清真寺(今天的民權路清真寺)推選為學董。
這個清真寺原名廣益橋清真寺，位於漢口民權路。據宣統元年(1905)所立清真寺碑刻載：該寺于清“雍正年間(1723-1735)置產建造”。建築面積約1200平方米。系古典宮殿式木質結構，斗拱飛簷、雕樑畫棟、蔚為壯觀。辛亥年(1911)遭大火焚毀後，又在原地複建如初。1930年拓展漢口馬路時，被拆後，仿照上海小桃園清真寺格局進行重建。建築面積縮小至750平方米，改為磚木結構的3層樓房建築。
該寺有過輝煌的歷史，先後曾培養出一批知名阿訇，興辦過回民新型學校。
抗日戰爭初期是回民抗日救亡活動的非常時期，漢口市回民戰地服務團所在地(後改名為中國回民青年戰地服務團)，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青年服務團也在該寺成立。直到解放後，武漢市回民聯合會、武漢市回民文化協進會、武漢市伊斯蘭教協會均先後設於該寺。
李忠明老人回憶；當時的楊壽廷阿訇非常能幹，在回族中威望極高。他們配合得非常密切，經常組織各種傳播伊斯蘭文化活動。這些活動得到清真寺鄉老們的認可，也得到各級政府的滿意和放心。
李忠明是解放後首屆武漢市政府的回族人民代表、禁煙禁毒聯絡員。
遺憾的是，1956年，無意中與當時民政局一位回族幹部談話時，對方問他“民族重於宗教還是宗教重於民族？”
“當然宗教重於民族了！”他斬釘截鐵地回答。
當時平凡的言語，的確沒什麼異常，更沒有任何顧忌。可是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時，這句話變成了罪證。老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成為被監督、改造的對象。
1958年，因孩子們也遭牽連，他們夫婦被迫又一次搬家、遷徙到了鄭州。
我與李忠明老人接觸的初期，75歲高齡的他，每天早上做過晨禮後，還是雷打不動地在國棉四廠家屬院掃地，只為掙到每個月的30元錢。因為他沒有退休工資，不願意給兒女們增加負擔。他認為，自食其力地活著，會更有意義。
我每次去看望他，大多時間都看到他在學習《古蘭經》、重溫伊斯蘭教知識。
年近古稀的他，時不時地開些玩笑。每次都會讓我將吊在他屋頂上的竹籃取下，把平時兒女們買來的點心，讓我品嘗。當時，我並沒有真正理解他鍾愛我的原因。很久之後才體味到，他始終懷揣著希望，期盼他的晚輩中多幾個堅守走伊斯蘭道路的人。
也就是在他那裡，我第一次系統地研讀了《回教真相》、《禮拜必讀》等當時少見的教門基本信仰小冊子，多次靜聽他對造物主的敬畏感受。
潤心般的信仰傳播收穫，勝過任何著名導師的照本宣科。
幾年後才瞭解到，他從改革開放初期，就與好朋友許占奎老人一起，堅持每個星期天的早上，風雨無阻準時步行到鄭州勞動文化宮操場，向十幾個回民男女退休工人一邊教授舞劍健身、一邊講述伊斯蘭信仰基本、禮拜知識。後來聽說，這個小團隊逐漸發展到四、五十個人，一直堅持到他重病臥床不起。
老人只是個極普通的穆斯林，就連鄭州，很少有人會想起、提及他的名字。但是他一直默默無聞地盡力在做著。他沒有高談闊論、沒有裝腔作勢。他平靜似水、他清淡若蘭。他不需要別人知道他做過什麼貢獻，更沒有奢望得到後人的褒獎。他一生追尋的———只想獲得真主的喜悅。
偉大，往往來源於平凡。
直到今天，每當想起他們那一代阿訇、鄉老們的行為舉止，頓時感悟到，我們當代人真該慚愧地無地自容。因為，我們生活在今天這麼寬鬆的自由時代裡，卻過於追逐著物質生活的享受，時時刻刻被資本和浮躁綁架著。我們不願意認清自己的本質，削弱並丟失著寶貴、高尚的尊嚴。我們這個時代，缺欠的是精神的堅韌、倔強的毅力。留給我們的反思太多太多！
1992年，在國外出差時，得知外祖父李忠明阿訇歸真了。回到鄭州，我專程去墓地，為外祖父做了虔敬的“都阿宜”，祈禱安拉提高他在天園中的品級。
岳母從內屋取出這把湯瓶壺，鄭重其事地轉交給我。沒有說教的話語、沒有動感的遺言。此時無聲勝有聲。唯有我自己，能夠感受到壺的份量、壺的內涵，理解外祖父的重托和期盼。
老人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每次目光落在銅壺之上，都能夠引起一串敬慕的回憶、一次無聲的激勵。
我突然想起了魯米的詩，我想對我的讀者及晚輩誦讀一遍：
靜靜細嚼
真主那甜如甘蔗的愛吧
並讓自己長保赤子之心
如此
你的臉龐
將綻放出嫣紅之光
像那盛開的紫荊花。
感謝流覽伊斯蘭之光網站，歡迎轉載並注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