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主義的缺席
2012年最初的幾個月裡，中國知識界對於“國家道路”的論爭達到了一個新高潮，知識界參與的廣泛程度、話語尺度的開放程度、觀點交鋒的激烈程度皆可稱得上三十年來前所未有。不能說此番論爭沒有價值，至少它清楚地表明：自從引入民族國家意識以來，繼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改革開放數輪論爭與選擇之後，這個東方大國再一次面臨道路探索的歷史節點。但是，這次爆發式的論爭依然算不上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思想探索。無論對於人類道路探索進程、還是對於思想解放史的貢獻，它都不具有大的意義。
一般地，開放式的探索，往往會有多種選項出現，特別是應當有新的方案被提出來，交給社會討論。剛剛發生的這場關於“中國該向何處去”的論爭，看似超越了傳統的意識形態之爭，眾說紛紜，但撇開話語表面的術語翻新和概念泡沫，本質呈露的，仍是“資”、“社”之爭的底子。論爭中居於權威地位、擁有全面優勢的“主流”聲音，在政治上力主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力推新自由主義，在文化上力倡普世價值（所謂普世主義），卻回避不了三句詰問：民主制度以誰為範本？新自由主義的前身是什麼？誰在決定某種價值的普世與否？答案除了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而與之相爭的另一方被歸類為“左派”觀點，明確主張堅持社會主義，所表現出來的新特徵中最突出的一點，卻是把上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未能徹底解決的民族主義問題正面化並且放大，以此增強話語的合理性、贏取民眾的普遍同情（而這恰恰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倒退）。——我們且不評論雙方主張孰優孰劣，僅就這場論爭被局限於二元對立單項選擇的現象本身而言，與其說由於中國知識份子缺乏政治想像力，不如說它是一種被動的必然：被“民族國家”意識綁架了的知識份子，所能面對的也許只有“非左即右”式的選擇。
以解決人的問題、解決人際（國際）相處問題為根本出發點，人類不斷探索，一路走來。走到今天，探索既已背離了初衷，被一個人類自己所發明的、叫做“民族國家”的怪物所劫持，人與體制誰為誰服務的關係顛倒，拋棄了道德的原則，扭曲了人本的核心——那麼在這種“道路的論爭與選擇”中，伊斯蘭的缺席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兒了。
以上，僅為伊斯蘭在當今世界缺席的一例。本文所要討論的，乃是伊斯蘭的全面缺席：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內，在世界潮流的主題之中——無論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知識體系、一種規範人類的道德體系，還是作為一種組織社會的秩序體系，伊斯蘭皆被排除在選項之外。——作出如此結論，需要說明兩點：第一，我們不認可宗教學者對伊斯蘭的種種扭曲性解釋；第二，我們不承認現實中以“伊斯蘭”自命的政治體制。
討論以上結論，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伊斯蘭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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