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發展
昆明永寧清真寺門樓。
翻開歷史的篇章，底蘊深厚的雲南伊斯蘭教史躍然紙上。關於伊斯蘭教傳入雲南的年代，有兩種說法：“唐代傳入說”和“元代傳入說”。“唐代傳入說”因可證的史料不夠充分，至今尚難定論。史學界一般認為，元憲宗三年（西元1253年），忽必烈統帥蒙回精兵10萬，令名將兀良合台總督軍事，從甘肅經四川收復大理國，同年十二月統一雲南，留兀良合台戍守雲南，此為元代大批回族進入雲南之始，也為伊斯蘭教傳入雲南之始。
元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元代傑出的回族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被元世祖忽必烈選派為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先後有大批回族隨他而來，開展南疆建設，安家立業。賽典赤以政治家和宗教世家的身份，在雲南施行設路府、統政體、興水利、均賦稅、建義倉、開驛道、建孔廟、立義學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文化措施，同時，在雲南傳播伊斯蘭教。相傳，賽典赤曾在鄯闡（今昆明）創建清真寺12座。據《雲南通志》記載，現昆明正義路上的南城清真寺和金碧路上的永寧清真寺，均為賽典赤所建。元至元十六年（西元1279年），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游雲南時，看到昆明“城大而名貴，商工甚眾。人有數種，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聶思脫裡派之基督教徒”。馬可•波羅首先提到“有回教徒”，由此可推測元代雲南境內穆斯林人數眾多的情況。
據史書記載，明洪武至永樂年間，明王朝大批徵調軍隊，且組織民力和商人在雲南各地開展軍屯、民屯和商屯，中原及江南一帶的回族大量隨軍而來，成為自元代之後的回族第二次大規模入滇。據雲南的地方誌和碑刻記載，明代，今昆明及其以西的楚雄、大理、巍山、永平、保山、騰沖，昆明以南的玉溪、通海、華寧、開遠、個舊、建水、石屏、彌勒、硯山，昆明以東的嵩明、尋甸、沾益、曲靖等地，均有回族聚居區，已經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定居點。在元代的基礎上，明代又有大批回族軍士、移民和商人進入雲南，回族人口增加，使伊斯蘭教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
清朝以來，雲南伊斯蘭教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與儒家思想相結合，向本土化方向發展，開始形成了具有多民族地方特色的雲南伊斯蘭教。其表現為：一方面是經堂教育的演變和雲南學派的形成，漢文譯著經典的出現和學術活動的繁榮；另一方面，由於清政府奉行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視政策愈演愈烈，特別是清代後期清政府對雲南回族起義的鎮壓，阻礙了雲南回族的發展，伊斯蘭教的發展也由此遭受打擊。清同治十一年（西元1872年），雲南回族起義領袖杜文秀率領的“回民起義”失敗後，雲南回族被迫開始了大範圍的遷徙活動，這種狀況一方面加劇了雲南穆斯林在分佈上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另一方面，隨著回族大範圍的遷徙，也將伊斯蘭教保存下來，帶到了全省各地，甚至帶到了與雲南相鄰的緬甸、暹羅（泰國）等其他國家。
民國時期，雲南伊斯蘭教開始走向新的發展階段：一方面走向社會，致力於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實行宗教改良，建立宗教團體，積極創辦發行中文報刊，興辦新式學校和向海外派遣留學生，造就了伊斯蘭文化的新氣象和新的發展形式。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據1955年統計，雲南省有清真寺490余所，阿訇1300余人。“文革”中，雲南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一樣受到了嚴重的衝擊，清真寺或被關或被占或被拆，伊斯蘭教典籍被燒毀，穆斯林受到歧視和迫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貫徹落實，雲南伊斯蘭教進入了正常發展的軌道。1984年，雲南省伊斯蘭教協會成立。1987年，昆明伊斯蘭教經學院創辦。迄今為止，雲南有66.1萬名伊斯蘭教信教公民，有2259名教職人員，恢復和開放了853所清真寺和固定活動場所，基本滿足了穆斯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8600多人次穆斯林已到沙烏地阿拉伯朝覲；94名穆斯林到海外留學學成歸來。雲南廣大的穆斯林愛國愛教，遵紀守法，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雲南邊疆穩定、民族團結、宗教和順作出了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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