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滄桑：阿聯酋韓文成阿訇為黃萬鈞阿訇歸真而作
海灣情緣
2004年9月2日晚，我告別妻子，揣著護照和阿聯酋旅遊簽證，悄悄離開了杭州。因有前車之鑒，我的行蹤沒有告訴任何人，以免再出什麼岔子。第二天早上到達北京，匆匆看了一眼在上大學的倆孩子後，便於下午乘機離境。此時，這座城市對我而言，就像一個面目猙獰和冷酷無情的怪物，沒有一絲的親切感，簡直不可想像我曾在此度過十多年的青春歲月。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過了機場安檢。直到飛機騰空而起後，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謝主！在受了十一年的憋屈之後，我現在終於自由了。兩小時後，飛機降落在了烏魯木齊機場，我當時的感覺就像又掉進了冰窟窿裡邊。好在是經停，又一番安檢後，上了一部分旅客，然後重新起飛。抵達迪拜機場，並順利出關後，我趕緊給母親和妻子報了平安。
此次出國是合法出境，可我為什麼會有一種出逃的感覺呢？想來就是怕被再一次阻截，我已被“修理”了十一年，先後被捕過三次，蹲過六個監獄，獄中染上的怪病折磨了我好幾年，獄外生活幾乎跟軟禁一樣，上門盤問和叫去“喝茶”的次數多的記不清，以致我一見到員警或聽到警笛聲，就會條件反射地警覺和想著如何應付，毫無見到人民子弟兵的親切感。相反在國外，見了員警感覺很親善，因為不用擔心他們會因信仰問題來找我的麻煩。
我不斷地問自己：祖國山河秀美，物產豐沛，我的親人和根基都在那裡，可我為什麼迫不及待地想要離開呢？長期以來，我的精神生活一天也沒得到安寧，為什麼祖國讓我產生了一種恐懼感？我得出結論：是因為我的信仰和不計回報的付出，讓那些無報應信仰的人感到無法理解，他們的定式思維認為，一個人在體制之外自掏腰包辦學或搞慈善，一不圖名二不圖利，那就一定是有更大的“政治企圖”。他們昧著良心做了錯事卻不敢糾正，又怕受害者有什麼報復舉措，所以就將這些人全推到對立面，定性為所謂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時時防範或消滅之。
雖說我的物質生活還算不錯，但那是主的恩賜，是我辛勤勞動所得，並非受過政府的任何照顧。我在上海和杭州經商期間，從不做違規避稅之事，每年除了交給工商衛生等部門的各種費用之外，每月給國稅局和地稅局沒少繳稅。一般的國企和集體單位，通過增值稅發票只交增值部分的17％，另外還有外貿退稅之說。而我們這些循規蹈矩的小公司，除了定額稅之外，開票還要交營業額的20％。就這樣，有時還被有關部門突襲抽查，狠宰猛罰。我來阿聯酋後發現，這裡連外國人來做生意都不用繳稅，真的感到不可思議。
以前我去過沙烏地阿拉伯，對海灣國家並不陌生。初來阿聯酋，看到這裡的生活和信仰環境，使我感到很自在，沒有了恐懼感，思想上沒包袱，精神不壓抑，所以就打算留下來，邊學習邊做點生意。為此讓朋友帶我去沙迦大學聽課，並找了保人註冊一家食品公司，準備從國內發貨。為了出行方便，我連汽車都買了。後因轉工作簽需要離境，我就在9月底飛簽去了科威特。
不料此行正好碰上科威特舉辦一次國際性的伊斯蘭大會，巧遇了許多以前認識的朋友，大家都對我獲得自由表示祝賀，並且都建議我留在這裡，科威特宗教部也給了我很高的禮遇。科威特最大的慈善家謝赫艾卜白德爾（願主慈憫他），在聽人介紹我的情況後，歡迎我留在科威特。當年我在北京的學校被關閉後，這位謝赫麾下的科威特最著名的《社會》雜誌，曾經刊登過有關我的文章，那一期雜誌詳細報導了我如何辦學以及如何被捕和學校被關的情況。
看到科威特的信仰氛圍如此之好，我當即決定留在科威特。為此，謝赫艾卜白德爾特意叮囑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蘭事務部大臣，將我安排到宗教部工作，工資待遇也不錯，具體部門是伊斯蘭文化局外國僑民事務處，工作地點在國家大寺，工作時間我選擇了下午四點到晚上九點的班，這樣我就能夠早上去科威特大學伊斯蘭法學院進修。後來我又被任命為科威特的華人伊瑪目，並特批一座清真寺，專門讓我給華人穆斯林講呼圖白和禮主麻用。
就在我辦好科威特的工作手續，去阿聯酋取行李的路上，接到了哥哥的電話，說母親生病住院了。我趕緊將電話打到了醫院，母親在病房裡接的電話，她說自己的病已經好多了，不用我操心，她為我能夠在伊斯蘭國家，尤其是在宗教部裡工作而感到很欣慰，並為我還能當伊瑪目而高興極了。從語氣上聽她很精神，我就以為她能像以前一樣挺過這場病，於是在電話裡跟她約好，等病全好以後，我馬上辦簽證請她來科威特跟我住，我還說要陪她一起去朝覲，母親答應的很爽快。
然而，當我處理完阿聯酋的相關事宜回到科威特後不久，家裡來電話說母親不行了，我一聽慌了，就說馬上準備動身回國。不一會兒，哥哥來電話說母親有話要說。我一接，那一頭傳來母親非常虛弱但很堅決的聲音：你千萬不要回來，你要是回來就可能再也出不去了，如果主叫著我了，自有你哥哥們送我，用不著你回來，你只做好篤阿宜（祈禱祝福）就行了，我的阿訇兒啊！你只要能夠為教門出力做貢獻，阿媽就知足了，如果你不聽話趕回來，阿媽不給你口喚（原諒）。我哭著求她快好起來，我要背著她去朝覲，她歎了一口氣說：兒子啊，再沒那個能夠了。這是她在電話裡給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十幾個小時後，侄子來電話說奶奶已經歸真了。我一聽，如雷轟頂，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也許是沒有親眼所見之故，我一直抱著幻想，所以在夜裡一再打電話問家兄，母親有沒有醒過來，兄長說我是在講胡話。第二天早上，我是從電話筒裡聽著親人們將母親從家裡抬走的。侄子像現場解說員一樣對我說，奶奶正在被濯水，奶奶正在被穿開凡布，奶奶正在被抬出來，奶奶已經被抬出了大門，聽到家裡的女眷們哭聲一片時，我才相信母親真的走了。當時只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像被抽了筋似的癱倒在屋裡。那一天是2004年12月31日。
母親命運多舛一生坎坷，年紀輕輕就守了寡，將一幫孩子養育成人並成才實屬不易。由於我在一歲時失去了父親，所以母親最疼愛我這個小兒子。母親的教門非常虔誠，即使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恐怖歲月裡，她在家裡偷養幾隻雞，雞蛋捨不得自己吃，全部偷偷送給那些挨批鬥的阿訇們。我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阿訇，所以母親一心希望將我也培養成一名阿訇。為此，她每見到一個阿訇，就要懇求對方給我做好篤阿宜。
在我被迫做生意的那些年裡，母親一直向主祈求給我專心為教門奉獻的機會。據哥嫂們後來講，當她聽到我在科威特安定下來的消息後，意味深長地對他們說，知感主！我的娃兒已經安全了，我現在沒有任何牽掛，可以放心地走了。聽聞此言，我深感歉疚，未能盡孝，是我一生的痛。主啊！求您寬恕我和慈憫我的母親，擢升她在天園裡的品級！阿憫！
母親去世，使我萬念俱灰，再也沒有了做生意的念頭。於是，打電話告訴妻子，將杭州的肉食品公司和其它東西全部送人，以最快速度賣掉杭州的房子並處理完一切事務，儘快來科威特生活……
時光荏苒，我在科威特一住就是六年。在這一段時間裡，我生活平靜，心若止水，潛心學習，翻譯文章，編譯呼圖白，給宗教學院的學生和伊斯蘭介紹會（IPC）的學員上課，在每個主麻日給中國穆斯林當伊瑪目和講呼圖白，並教授古蘭經注和聖訓等。妻子也在伊斯蘭介紹會當宣教員，前後介紹近兩百人入教。在此期間，為了促進中阿文化交流，我以科威特宗教部的名義與中國大使館一起，主辦過幾次大型的節日慶典和春節聯歡活動。
科威特是一個小國家，人口三百多萬，其中科威特籍只占三分之一，非科籍人口占三分之二。科威特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約為世界總量的10%，因此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也是一個慈善大國，從而吸引了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精英學者來這裡工作。我在宗教部工作期間，天天與伊斯蘭學者和專家們打交道，幾年下來，耳濡目染地學到了很多東西。
但是，也正因為太富裕，科威特的保人制度比較嚴，導致中國人在那裡工作和做生意的比較少。就個人生活而言，我在科威特過得很安逸，但我想在更大範圍內弘揚伊斯蘭，為中國穆斯林乃至華人多做一點力所能及的貢獻，以便為博取主的喜悅而積累一些善功。
所以，在獲悉阿聯酋有三十萬中國人的消息後，我欣然接受了阿聯酋方面的邀請，於2010年4月離開科威特，來到迪拜中國伊斯蘭文化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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