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伊斯蘭在革命中復興
阿拉伯世界新時代的革命運動從突尼斯起始﹐迄今已有六個月﹐他們成功地推翻了執政長達23年的本‧阿里親西方政權。 今天的社會矛盾在信仰和文化方面展開﹐自由議論﹐傳統的伊斯蘭與腐敗的西方文化形成對照。 法國殖民統治留下的後遺症是壓制突尼斯社會伊斯蘭的信仰和傳統﹐成為法國引以為榮的現代“阿拉伯世俗化搖籃”。
法國式的生活方式在突尼斯已經習以為常了﹐見怪不怪﹐不論女子半裸體穿著﹐或影視和媒體文化﹐都是向阿拉伯世界展示的西方化櫥窗。 半年的革命運動﹐突尼斯人民在呼吸到自由空氣時發掘了傳統的伊斯蘭思想﹐在今日親西方政權的退卻時期﹐自由表達心願﹐批判西方化﹐恢復突尼斯穆斯林的本來面貌。 一部法國電影《Ni Dieu﹐ Ni Maitre》(沒有造物主﹐沒有聖賢)﹐內容是指責宗教的政治化﹐過去在突尼斯各大城市上演是平常現象﹐看與不看﹐是民眾的選擇。 但經歷了半年革命的突尼斯民眾有了新覺悟﹐對這部電影的名稱感到刺眼﹐不能忍受他們對伊斯蘭攻擊的暗示﹐多家電影院門前出現了“鬧事”的人群﹐提出強烈抗議﹐與軍警對抗。
突尼斯從十九世紀末就淪為法國殖民地﹐1956年法國從名義上准許“獨立”﹐但一直受到法國的政治和經濟嚴密控制﹐一百多年來成功地培育了一批親法國的上層份子和親西方的政府官僚﹐他們敵視伊斯蘭。 革命運動中出現的伊斯蘭復興現象對那些親西方的特權階級構成重大威脅﹐草根民眾掀起了復興伊斯蘭高潮﹐例如賽拉菲教派政黨多次組織遊行示威﹐要求恢復伊斯蘭法制。 民主浪潮釋放了被長期壓抑的內在憤怒﹐從城市到鄉村﹐普遍要求恢復伊斯蘭傳統﹐清點西方化垃圾﹐掃地出門。 突尼斯出版的法文月刊《現實》上載文說﹕“假如不制止這些宗教狂徒對酒店﹑夜總會﹑餐館和旅遊景點的襲擊﹐我們將等待更為嚴重的社會動亂。”
賽拉菲解放黨領袖阿布杜爾馬吉德‧哈比比說﹕“特別是在突尼斯當前形勢下﹐這樣的電影及其名稱﹐是故意向廣大穆斯林挑舋。” 他說﹐雖然突尼斯從名義上成為獨立國家﹐但處處聽命於法國﹐接受法國對突尼斯世俗化改造的規劃﹐對穆斯林信仰生活的限制超過殖民地時期﹐如婚姻自由化﹑取消多妻法﹑禁止女子戴蓋頭。
哈比比說﹕“突尼斯人確實信仰單薄﹐但也不是那麼世俗。 居民的生活不像電影中表現的那樣﹐在實際生活中堅持世俗觀點的只是少數人。 突尼斯人民全體都是穆斯林﹐大眾普遍的心態是伊斯蘭﹐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有少數為虎作倀的人屬於世俗派﹐這些人都是殖民主義時期的受害者﹔他們依賴西方國家把持政府﹐繼續成為西方國家的代理人。
突尼斯獨立後的兩位常任大總統﹐布爾吉巴和本‧阿里﹐都曾經在國內執行敵視伊斯蘭的政策﹐他們同被趕下臺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是一坵之貉﹐曾把伊斯蘭政黨宣佈為非法﹐驅趕他們的領導人出國流放。 今天﹐這些人紛紛回國參加革命運動﹐受到民眾熱烈歡迎﹐準備在今年的大選中爭取選票。 世俗派人擔憂﹐假如伊斯蘭政治勢力在國會中獲得的選票超過四分之一﹐未來的局勢將超出控制﹐突尼斯將成為伊斯蘭的天下。
美國《華盛頓時報》對突尼斯的局勢評論說﹕“由於本‧阿里所犯的錯誤﹐他成了伊斯蘭主義的公敵﹐他不僅和恐怖份子鬥爭﹐而且模仿以前的土耳其控制學校和媒體﹐實行非伊斯蘭化。 他在擔任內務部長時低估了伊斯蘭份子的勢力﹐不承認他們堅定的意識形態﹐而把他們統統打成犯罪份子。 現在的情況證明﹐他不允許伊斯蘭以及其他觀點發展的政策是一個大錯誤。”
評論說﹕“(西方國家對突尼斯局勢的)最大擔心﹐是他們對其他講阿拉伯語國家可能存在的多米諾影響。 這種快速﹑看似容易﹑和相對不流血的政變會鼓舞全球伊斯蘭教徒掃除他們各自的暴君。 四個北非沿岸國家(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和毛利塔尼亞)看樣子都適合這一模式﹐東部的敘利亞和約旦﹐也一樣。 本‧阿里在沙特阿拉伯避難﹐暗示這個國家也包括在內。 巴基斯坦也能使用此模式。 相比之下﹐1978-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具備一個有魄力的領導人﹐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他們只用了一年的努力﹐大功告成。 這種模式被突尼斯複製﹐而且更加迅速﹐更加簡單。”
突尼斯政治評論家拉奇德‧科切納說﹐這次突尼斯的社會運動是民主派挑起的﹐他們站在世俗主義立場上要求社會民主﹐但民眾一旦被發動了起來﹐他們被動了﹐因為他們是社會少數份子﹐落入了伊斯蘭勢力的大網絡。 他們希望通過新憲法和民主選舉﹐但伊斯蘭勢力在民眾中更有影響﹐有深厚的社會基礎。 他說﹕“世俗主義是少數派﹐不代表突尼斯社會﹐而賽拉菲教派的力量遠遠超過他們﹐將把自己的社會改造理想強加給他們。”
(綜合報道﹔﹐2011/07/15﹐伊光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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