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穆斯林
在香港這個面積約一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約六百八十萬的特別行政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香港沿用1949年前的稱呼，稱穆斯林為“回教徒”）約二十一萬人。擁有香港身份證，或者稱為長期居民的穆斯林約八萬人，其中香港華人穆斯林約三萬九千人，南亞、東南亞（主要指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尼）和中東諸國穆斯林約四萬一千人；其餘十三萬人，主要包括來自印尼和菲律賓等國的女傭約十萬人，以及來自非洲諸國暫居香港的生意人約三萬人。
據相關史料記載，最早來港的穆斯林並非華人，而是被英國殖民的印度、巴基斯坦穆斯林。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大門被打開，英國人開始澭入香港。十九世紀後半葉，香港逐漸成為世界各地人口大量流動與各種商品集散之地。到處插旗的英國人在佔據香港之後，並沒有足夠的人員來管理，習慣了“以夷制夷”的英國政府則大量招募印巴人來香港代治。這些印巴人有些入編軍隊，有些被安置于行政機關，在國家機器的各個部門都安置了象徵性的管理人員。這些印巴人中有大量的穆斯林，於是香港就開始有了穆斯林。早期印巴穆斯林來港，多在些利街一帶居住，因此有了香港最早，當時稱為“摩羅街回教禮拜堂”的清真寺。也就在這個時候，移民之門的按鈕被啟動了。隨著與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特別是經濟方面的互惠互利，世界各地的人，包括穆斯林，帶著掘金的夢想來到香港。
後來更多印度穆斯林以軍人、家屬或商人身份來港定居，主要分佈在港島中環、上環和新界尖沙咀一帶。他們較完整地沿襲了穆斯林的生活傳統，凡有穆斯林定居之處，必然修建宗教活動場所，供每日五次禮拜和日常宗教活動之用。對這些宗教場所以“清真寺”來命名，也是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的。早期印巴人用阿拉伯語“麥斯吉德”、“哲瑪爾提（寺坊）”或英文的“Mosque”來命名和稱呼集體禮拜的場所，翻譯為中文則是“回教堂”。1945年，“回教堂”改為“清真禮拜堂”，這個命名今天在些利街清真寺的門匾上依然清晰可辨。
華人穆斯林最初來港具體時間沒有詳細的歷史記載。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社刊》（紀念特刊）中提到，來港華人穆斯林最早的歷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當時有雲南穆斯林販運茶葉來港，在香港上環、中環一帶營生。早期來港的華人穆斯林多以挑工、做買賣的方式，游走在廣州、香港、澳門之間。也有的零星定居在灣仔、銅鑼灣一帶港口、碼頭、火車站附近的窩棚中，經濟狀況並不寬裕。當時華人穆斯林在港尚未形成社區，與印巴穆斯林一起共用清真寺。華人穆斯林大量入港，是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的。
些利街上的“摩羅廟”
走過些利街，在路邊豎立的路牌上寫著“摩羅廟街”，下面的英文翻譯是“Mosque Street”，如果現在重新翻譯回來，就是“回教堂街”、“禮拜寺街”或者“清真寺街”。南亞穆斯林最初來港，為延續自己的生活習俗，在這裡建了自己的禮拜殿。“摩羅”這個詞是包含著一些貶義的。當時南亞各族群受命來港，當地港人見他們頭纏長巾，留有長髯，
與華人大相徑庭，且在街道上辦理各種差事，於是就有了“摩羅差”這樣的汙名。“摩羅”一詞最早多指印度的錫克教信徒。因為對異域文化的陌生，香港人見了印度差人，不管他們信仰什麼，統統稱為“摩羅差”。於是這錫克教信徒的稱呼轉移到印巴穆斯林身上，又延伸到他們的禮拜寺，就有了“摩羅廟”這個名字，即些利街清真寺。
摩羅街（有些人稱“貓街”）是香港一個古董買賣的市場街。摩羅街位置在皇后大道西與荷李活道之間，被樂古道分為摩羅上街和摩羅下街，摩羅上街的東面連接樓梯街。摩羅街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已經是一個商賈雲集，各種貨品流通的市場。沿著亞洲最長的室外電梯上去，兩邊的各種小店、老建築也隨著電梯的上行而慢慢下移。如果不仔細看，很難發現左邊有座歷經百年滄桑的清真寺隱秘在這半山腰。如果不仔細看門牌，誰知道這個被稱為“摩羅廟”的，就是香港最古老的清真寺——始建於1849年的“香港回教禮拜總堂”。
推開虛掩的鐵門，沿著石臺階走上去，看到一個石牆小院。走進院子，幾間老房子一字排開，幾扇門顯然已經有了歲月，多年前可能被螞蟻安家，後來又經歷陽光的炙烤和雨水的沖刷，上面生了厚厚一層銅銹。往裡面走幾步，看到一般家庭的佈置所需，廚房、浴室、衛生間。如果不抬頭仰望對面高高聳立的宣禮塔，定會以為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居民小院。
宣禮塔是由三層建築組成的二十米高的閣樓，頂端是一個極具伊斯蘭建築特色的圓形拱頂，尖端處有一個月牙和一顆星星。宣禮塔後面是長方形禮拜大殿。據清真寺的伊瑪目講，該大殿長約七十米，寬四十米，可容納一千多人禮拜。大殿前後用圍牆分開，前面及閘廳、宣禮塔組成一個整體。後面是大殿的主體，西面牆上兩邊對稱擺放著時鐘和各種宗教書籍，南北兩面牆上開著相互對稱的窗戶，地面上有順序地鋪著禮拜毯，整個大殿乾淨整潔、樸素淡雅。宣禮塔、大殿內外都刷成綠色，繼承了沙漠綠洲中的阿拉伯人對生命與和平的嚮往。
大殿外側東北角是一個水房，供前來禮拜的穆斯林洗浴之用。東面還有一棟年久失修的平頂樓，是伊瑪目及工作人員的居所。
從大殿出來，眼尖的人一定會看到門廳左邊拱形牆上的那個記載大殿歷史的鐵牌子。牌子頂端用阿文寫著“一切讚頌全歸安拉”，下面用英文記載了該大殿整建、修葺時出資貢獻者的名字，上面記載著“該大殿始建於1849年，重建於1905年，出資者是來自印度孟買的以撒·埃利亞斯哈吉”。為什麼是印度人出資，怎麼把清真寺建在半山腰上，這些問題的答案還得從歷史長河中去打撈。
最初來港的印巴穆斯林多是每天堅守五次禮拜的虔誠信徒，駐守之地就在些利街附近。下班之後，習慣做點小生意的印巴穆斯林聚在一起論長道短、以物易物。時日久了，就有了規模逐漸擴大到整個街道的巴紮（市場）。他們既在此做買賣，又在此集中禮拜。每到禮拜時，整個街道都站滿了人。香港本土人不明白這些人究竟在幹什麼。那時沒有現在這樣便利的食品袋，常常有人提著幾串臘肉沿街走過。有時臘肉碰到穆斯林身上便會引起事端，雙方不免發生一些衝突。1849年，“摩羅差”們經過集體商議，向殖民政府提出劃撥土地的申請，並開始了籌建清真寺的前期工作。為了緩解民族矛盾，殖民政府就在當時很不起眼的半山頂上劃出一片不毛之地給他們建清真寺，並於1850年9月2日與他們簽訂“信託契約”，將此地租給他們，租期為九百九十九年。從此，這裡的穆斯林有了自己的禮拜場所。早期稱為“摩羅廟”，是香港人對這些外來者的理解；後來被稱為“穆罕默德清真寺”，可能是沿用捐資者的名字，也可能是以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命名；再後來又改稱“回教禮拜堂”。
九龍清真寺
來港旅行的內地回族朋友，在前往九龍公園觀景的路上，聞聽這裡有座清真寺，大多都會臨時改變主意，先去看看清真寺。這就是位於香港尖沙咀地鐵旁邊，與香港九龍公園毗鄰的九龍清真寺。九龍清真寺是香港伊斯蘭文化的中心，從占地面積和建築風格來看，它無疑是香港伊斯蘭文化的標誌性建築。
從尖沙咀地鐵口出來，就可以看到九龍清真寺白色大理石砌成的有著球形拱頂的大殿和四角高高聳立的宣禮塔。站在寺門前的臺階下抬頭看去，一樓簷部有阿拉伯文書法“清真寺”幾個蒼勁剛健的大字，兩邊窗戶上部為圓拱形結構，整個建築傳遞著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古典神韻。
在英國割取九龍半島之後，派大量印度士兵在此駐守。印度士兵中的穆斯林向殖民當局提出申請，想要建一個舉行日常宗教活動的場所。1890年，政府同意在柯士甸道和彌敦道交界處提供臨時場所；到1896年，在尖沙咀建起了九龍清真寺，在時間上僅晚於些利街清真寺。據史料記載，最初修建的清真寺是沿用印度伊斯蘭建築風格，主要出資人是印度士兵和軍官。當時來清真寺禮拜的不僅僅有士兵，還有周圍的員警、海軍、監獄警衛、船廠警衛、管理員、銀行職員等。他們共同為該清真寺的興建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不僅如此，在有了清真寺的基礎上，他們還成立了伊斯蘭國際信託組織，伊斯蘭文化也慢慢在香港開始傳播。
經歷大半個世紀的風雨洗刷之後，九龍清真寺的原貌不再，內部多處有損毀現象，幾經修繕。1976年，香港政府在尖沙咀清真寺旁邊修建地鐵，使清真寺本身就簡陋的建築處於危險境地。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政府批准了重建的計畫。1978年，新建九龍清真寺的項目破土動工，歷時六年，直到1984年才竣工。新建的九龍清真寺占地面積一千五百多平方米，耗資近三千萬港幣。清真寺為三層樓，第一層中間為大殿，兩邊設有辦公室、圖書室、會議室和研讀中心。平日，大殿中間擺放桌椅板凳，面向社會開放，為專題演講等活動所用。遇到週五或重大節慶，則挪開桌椅供禮拜所用。第二層設有教室，專供穆斯林兒童及青少年學習宗教知識。第三層整個是禮拜大殿，從中間分開，左邊男子禮拜殿比較寬大，而右側供女子禮拜的房間較小。
在九龍清真寺旁邊，步行五分鐘有一棟大樓，名為“重慶大廈”。來自不同國家。尤其非洲和南亞一代的小商販雲集于此，其中穆斯林占一定的比例。他們把大量中國生產的衣服和電子產品，經此中轉運到非洲諸國或者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國。平日到禮拜時間，他們紛紛放下手中的生意前往九龍清真寺做禮拜。每到週五聚禮，九龍清真寺則是人滿為患。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和民族的穆斯林，在金錢和利益至上的香港，守住這塊淨土而不至於隨波逐流。
在外地穆斯林看來，香港這個繁華的金融都市、世界貿易港口有一座清真寺的確難能可貴，能夠在這裡瞭解一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種族、民族穆斯林的風貌；而對於非穆斯林來說，香港這一中西文化交融之所是瞭解伊斯蘭文化的一個很好的視窗。香港伊斯蘭聯會還利用這個平臺舉辦伊斯蘭知識學習班，用英語和粵語兩種語言，向遊客和有興趣瞭解伊斯蘭教的香港居民傳遞文化與社會視野中的伊斯蘭。
赤柱清真寺
香港的第三座清真寺是位於赤柱半島的赤柱清真寺，它建於1936年，是香港清真寺中最為與眾不同的一座。赤柱半島地處香港南區，島內有些滄桑的感覺，如果沒有熱愛游泳和喜歡旅遊的遊客光顧，也許早就荒廢了。
赤柱這個地方，在歷史上，借用古書說法，是兵家必爭之地，進可攻，退可守。因為這裡偏僻安靜，遠離民巷，政府就在這裡建了一座監獄。獄卒多是被招募來的印巴人，包括許多穆斯林，於是又建起了這座風格獨特的清真寺。該寺因監獄廢棄、職員離開而一度廢棄，後來應周圍穆斯林的要求重新啟用，同時也成為淺水灣一帶的旅遊觀光之所。
如今，當年那些在監獄工作的印巴穆斯林，有些可能因為對鄉土的眷戀而遷回故土，有些為了生活便利而內遷港島，所剩穆斯林寥寥無幾。清真寺自然就失去了它的功能，於是就有好事者提出拆遷而發展房地產。還好，這一提議並沒有被政府通過，赤柱清真寺仍然屹立在那裡，等待新時機的出現。
愛群清真寺
穿過灣仔麗景酒店的停車場，一棟白色八層高的大樓矗立在右側的馬路邊上。這就是香港伊斯蘭聯會及愛群清真寺所在地。一樓側門是穆斯林幼稚園，為附近穆斯林子女人學而設。拐彎過去，愛群清真寺及伊斯蘭聯會的英文和阿拉伯文字樣鑲嵌在牆面上。如果不走進大樓，站在門外，不會猜到這是一個清真寺；因為就在這棟大樓的另一側，有一棟懸著十字架的大樓，那是基督教浸信會的多用途大廈。
走進大樓，大理石的牆壁上有用彩色玻璃鑲成的麥加禁寺天房圖案。從臺階慢慢走上去，二樓是穆斯林禮拜前洗浴的地方。整個樓層隔為兩半，一半專為男性所用，另一半為女性所用。三樓是專供穆斯林男性禮拜的大殿。平日人不多，每到星期五，散居各地的穆斯林把整個大殿擠得水泄不通。有時候大殿空間不夠，整個樓梯，甚至二樓都跪滿了人。四樓是女性禮拜殿。“香港回教婦女會”常聯絡和安排生活在附近的穆斯林婦女，一起在這裡完成主命。在這裡禮拜的，多為來自印尼和菲律賓在香港富裕人家從事家傭工作的女性。五樓是清真餐廳。平時喜歡喝早茶的香港人，約上親戚朋友聚在這裡，一邊聊天，一邊享受各種各樣的港式糕點。週五聚禮結束後，餐廳的工作人員則忙得不可開交，不過他們心裡自然是樂呵呵的。平日清淡的生意，也就在這個下午得到了有力的補充。據老闆說，這裡的生意隨著越來越多的穆斯林來港也逐漸好轉。六樓的圖書館擺放著各種語言的書刊和報紙，裡面還特別為查閱資料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研讀室。六樓還有為社區穆斯林提供的免費醫療室。最高兩層則是“香港伊斯蘭聯會”和“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的辦公地點。據伊斯蘭聯會負責人講，灣仔愛群清真寺是“香港伊斯蘭信託基金會”所在地，所以命名為“愛群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愛群清真寺原來並不在這裡，而是位於現在的灣仔跑馬地，與錫克教的白色廟宇相連。為了擴濶連接香港仔隧道的公路，經過香港政府與穆斯林社團商議，將清真寺遷到愛群道這個地方。1981年，新建的清真寺開始投入使用。搬過來這二十年，愛群清真寺和伊斯蘭聯會為香港穆斯林與內地穆斯林的聯絡、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往來與互動貢獻良多。特別是在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的交流過程中，香港伊斯蘭聯會起到了橋樑作用。另外，香港伊斯蘭聯會還拿出大量資金幫助世界各地的貧困穆斯林，以使他們早日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中華回教博愛社
最初的香港華人穆斯林都是從內地遷來的回民，不同時期的遷入有著不同的特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1945年香港光復，有避難的，有搞小營生的，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和社會背景，先後從廣州、肇慶、番禺等地遷來一些人。後因國內政治局勢變化又有各種形式的遷入，北方以商賈居多，南方則有官方背景、軍政落敗而來者較多。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又有許多人因政治運動而被迫移居香港。名目繁多，不可一言以蔽之。
早期內地回民移居香港，雖然分散各處，各自謀生，但是都要尋找或籌建禮拜殿聚眾禮拜。宗教生活使他們相遇相識，彼此往來，日漸熟悉，最終形成華人穆斯林的社會。每遇主麻日他們大量聚集，然而由於身份多樣，關係複雜，沒有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所以長期未受承認，政府組織的很多公共事務與社會活動他們都不能參加。尤其是1917年簽訂聯合規章時，居然沒有回民代表的名額。面臨尷尬的局面，幾位回族穆斯林經過商議，決定成立屬於自己的組織，爭取應有的權利與地位。
1918年，由馬子敬、脫文英兩位商界頗有名望之成功人士做經濟後盾，並邀請廣州東營清真寺阿訇金逸卿共同籌辦回族社團，取名“中華回教博愛社”（港人當時流行用“堂”、“社”、“會”等名稱，這裡實際上是清真寺，也管理華人穆斯林的一些社會公共事務），宗旨是“宣傳回教博愛思想，發揚教胞互助團結之精神”。教胞脫騰初讓／H港島灣仔二百二十五號，定為社址。同年，廣州濠畔清真寺陳紹卿阿訇受邀出任博愛社首任教長。經眾穆斯林推舉，第一屆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有會長金逸卿、司庫馬紹裘、書記脫騰初等十七人；博愛社成員共有五百二十餘人，捐款者有二百二十五位。
博愛社成立之初就開設了“私立經書小學”，聘蔡華軒先生負責中文教育，陳紹卿阿訇擔任阿拉伯文教師。1922年，由於原址地方太小，不利於發展，遷到軒尼詩道四百一十二號二樓。幾年後，遷到了今天的地址——陳東裡七號。該址原為一座兩層木樓貨倉，經修葺後，樓上為禮拜殿，樓下為教室。1930年，經書小學擴充為六年制完全小學，並在糖街二十五號設立分校。
1935年，受白蟻長期侵蝕，大樓幾近損毀。博愛社執委會決定重修社址，不過受二戰影響而擱淺。期間，幸得楊顯榮、馬瑞祥、張廣義等人極力支撐，才勉強保住社址空殼。日寇來犯，大量內地穆斯林雲集港島避難。博愛社雖然只有空殼，也變為臨時收容所。但是當時兵荒馬亂，沒有經費支持，無法長期安置穆斯林兄弟。由薩兆經先生出面向政府求助，建了一個回教難民營地。地點設在新界元朗錦田內，每天供應伙食，由周善之阿訇負責處理日常宗教事務。
1945年香港光復，在經濟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由博愛社主席白學修牽頭，對大樓進行了修繕。1951年，博愛社組成修建委員會，籌備資金，決定在原址重建、擴建。1953年重建工程竣工，于當年2月1日正式啟用。當時博愛社樓高四層，從地下室到三樓為小學課堂，四樓為禮拜殿。1964年，蒙博愛社主席兼小學校監脫維善先生四處奔走，成功把完全小學納入政府津貼學校，解除了學校經濟上長期遭受的壓力。1994年，博愛社大樓又呈現出破舊的景象，到處牆皮剝落，執委會決定重建大樓，於1996年底完工啟用，直到現在。這次重修後，宗教活動的場地比以前寬敞多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博愛社執委考慮到穆斯林子弟小學畢業後的升學問題，覺得有必要設立中學。1961年，博愛社組成籌備委員會，籌辦香港第一所伊斯蘭中學。先是選址，接著是籌款。香港華人穆斯林紛紛伸出援助之手，籌建工程順利啟動。1970年9月1日完工開學，學校以“博學、忠孝、和平”為本。脫維善為校董會主席，第一任校長為李思義。1982年，學校改制，納入政府津貼範圍，自此經濟情況得以舒緩，生源廣增。1996年，教育署承諾給博愛社一新建校址，位於柴灣，校舍寬敞，條件優良，將其更名為“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1997年，學校正式遷入。自創辦至今，這所中學源源不斷地向社會輸送了大量人才，他們走向各行各業，為香港社會做出了很多貢獻。
1978年7月，脫維善先生以博愛社主席、香港國際伊斯蘭教協會會長的身份，應邀參加英國倫敦舉辦的伊斯蘭國際事務會議。會上，脫主席和藹地向國際社會傳遞了香港華人穆斯林社會的情況。發言結束，頗為參會者關注，紛紛提出要前來訪問。
1979年，博愛社教胞舉辦金禧大慶活動。五十年的歷程（按照年份，並非五十金禧，而是六十一年的歷程），香港回族穆斯林從零星散戶到形成社區，再到逐漸壯大，宗教、教育、經濟發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績。為了配合這一活動，博愛社眾教親同意用這種華夏文化“金禧”來稱呼，表示五十年一個大總結的意思。這一年，博愛社舉辦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首先是攝影展，接著組織了教親攝影旅行，2月舉行中小學組中文徵文比賽和社徽設計。4月29日，金禧紀念大會在伊斯蘭中學舉行，各個穆斯林國家領事伉儷，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機構和協會都受邀參加。2008年，香港穆斯林受沙特國王邀請，組團朝覲。同年底，沙特禁寺大伊瑪目來港訪問。，
除了前面提到的幾座清真寺外，在港島區柴灣歌連臣角的香港穆斯林墳場也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是專門為前來上墳和送葬者方便禮拜而建的。
後現代社會中的香港穆斯林
隨著香港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建築業和市場貿易的突飛猛進，穆斯林圍寺而居所形成的寺坊或宗教社區逐漸遷移分化，因為散居而逐漸消失。這種變化，導致香港伊斯蘭教的代際傳承方面出現青黃不接、日漸慘澹的現象，在華人穆斯林中尤為突出。
印巴穆斯林雖然僑居香港，卻仍然與母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母國文化影響很深。所以印巴穆斯林在與其他族群交往過程中非常重視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在子女教育方面，印巴穆斯林與清真寺聯繫緊密，一有時間就把孩子帶到清真寺，讓他們從小就學習《古蘭經》，掌握伊斯蘭教方面的知識。平日當人們走進九龍和灣仔愛群道清真寺的大殿，就會看到清真寺裡一幫小孩學習《古蘭經》的熱鬧景象。在社會融人與婚姻方面，印巴穆斯林注重族內婚，與非穆斯林、非印巴人的通婚現象較為罕見。日常生活中，做大買賣的印巴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樣，基本上都隱身在街面的高樓大廈裡。唯獨在週五清真寺的聚禮和每年穆斯林國家領事館的國慶日、古爾邦節和開齋節上才能一睹他們成功的風采。印巴小販和來自非洲各國的穆斯林一道，雲集于位於尖沙咀的重慶大廈。因為距離九龍清真寺只有幾步之遙，重慶大廈便成了世界各地穆斯林聚集的場所。據說，這裡有著來自世界各地一百三十多個國家的穆斯林商人，以進出口買賣為生。這種集體的貿易活動，也加強了他們的宗教交流。
華人穆斯林則面臨較為尷尬的現實。聚居於港島灣仔的華人穆斯林遷移到其他地方之後，第一代仍然堅守著傳統的宗教生活，第二代受前輩的耳濡目染並且從小就參與宗教活動，還保持著對信仰的虔敬，但宗教生活逐漸淡化，他們更多地強調自己穆斯林的文化身份。第三代和第四代華人穆斯林缺少宗教環境的薰陶，在快節奏的大都市生活中為了能夠過上富足的生活而奔波，基本上淡出了宗教活動，穆斯林身份已成為一種標籤。學校教育對於華人穆斯林淡化伊斯蘭教信仰有著深刻影響。他們或在歐美國家開設的私立學校，或在當地華人宗教社團開辦的學校，特別是基督教學校完成學業，對於伊斯蘭教的認識和實踐便越來越少。在婚姻選擇方面，華人穆斯林因為散居四處而缺少聯繫和交流，在難以覓到合適的穆斯林另一半的情況下，多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結為夫妻。宗教信仰慢慢成了個人的私事而被隱藏起來，也有的基本上放棄了伊斯蘭教生活。所以，如今在週五主麻聚禮上看到的華人穆斯林，多為年過六旬的長者，年輕一代則寥寥無幾。
值得慶幸的是，香港華人穆斯林並沒有因為這種變化而完全被遺忘。成立於1973年的“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在聯絡與保護穆斯林青年的信仰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伊斯蘭青年協會根據香港的公共假期，組織安排比如探訪老人、聯絡青年聚會、青年營、海外交流等形式多樣的活動，聯絡香港穆斯林青年參與，並鞏固他們對於伊斯蘭教的認識和穆斯林文化的認同。為了弘揚伊斯蘭文化，楊興文阿訇組織成立了香港伊斯蘭文化協會，聯絡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和伊斯蘭組織，參與香港每年一度的文化圖書展。在文化與知識傳播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此外，協會還聯絡高校舉辦研討會，通過互動與對話的方式，更為全面地介紹了伊斯蘭文化。同時，伊斯蘭文化協會與香港回教婦女會聯手，以培訓班、慈善行等諸多方式，加強和鞏固香港華人穆斯林婦女對信仰的堅持、理解和實踐。
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與市場巨大的吸引力，世界各地的生意人雲集香港，以香港為依託，從事各種貿易活動。擅長貿易往來的世界各地穆斯林也紛紛而至，為香港穆斯林生活輸入了新鮮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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