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哈蒂爾的伊斯蘭教理念與實踐評析
一、馬哈蒂爾對伊斯蘭教的現代詮釋
馬哈蒂爾的伊斯蘭教理念是隨著馬來西亞現代化進程和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發展而逐漸完善的。在進入政府之前，馬哈蒂爾是強便的馬來民族主義者，較少關注伊斯蘭教，強調的是馬來人特權，《馬來人的困境》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70年代中期進入政府以後，尤其是1981年擔任總理後，馬哈蒂爾在繼續強調馬來人特權的同時，也關注伊斯蘭教，力圖通過對伊斯蘭教的現代詮釋，使伊斯蘭教能促進馬來人和馬來西亞的現代化。
《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1970年)是馬哈蒂爾最早的著作。在這本書中，馬哈蒂爾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分析馬來人為什麼落後，提出馬來人應該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進行自身的社會革命，加強馬來人的競爭力。書中對伊斯蘭教著墨不多，僅在分析馬來人道德準則與價值觀念時提到伊斯蘭教。馬哈蒂爾認為“伊斯蘭教是影響馬來人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的最人單一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影響最火的並不是宗教，而是對伊斯蘭教義的理解。”他指出，“在馬來西亞，伊斯蘭教的價值觀念受到馬來人的較古老信仰的影響。”所以，馬哈蒂爾雖然認為宿命論“大大影響了馬來人的價值觀，它使得馬來人可能以逆來順受與屈從的態度去接受每種事物，不論好壞。它不鼓勵任何重大的改革努力。它不鼓勵反抗，當然也不會激起叛逆精神。假如努力失敗，就順順地加以接受。”但他並沒有明確指認宿命論是伊斯蘭教造成的，相反，西方學者卻認為伊斯蘭教導致的宿命論影響馬來人的經濟行為，導致馬來人經濟落後。馬哈蒂爾還認為“馬來人對財產和金錢的價值觀念，可以說還是很落後的。一個繁榮的社會大大地依賴于其成員處置金錢的能力，不僅視土地為產業，同時也視其他無形資產，如商業上的威信和信譽為財產。如果不能賞識金錢和財產的真正價值，等於不同意現代世界的物質主義。”馬哈蒂爾得出結論：“馬來人的價值制度和道德準則是他們進步的障礙。”“這種制度阻礙了馬來人在多元種族社會中的進步和競爭能力。”儘管馬哈蒂爾沒有明確指出伊斯蘭教阻礙了馬來人在現代社會的進步和競爭力，但結合上文“伊斯蘭教是影響馬來人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的最大單一力量”，似乎可以推導出這個結論。馬哈蒂爾在《馬來人的困境》中表達的觀點是強便的馬來民族主義，而對伊斯蘭教與現代化的關係的論述則是矛盾的和不明確的，一方面，他含糊地把馬來人落後的原因歸結為受伊斯蘭教利馬來人傳統影響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又提出如果正確地理解伊斯蘭，伊斯蘭可以推動現代化，“價值準則並非全都是壞的，篤信宗教是好的，因為它本身可以成為一種推動力。如果正確地理解伊斯蘭教義，馬來人沒有理由不能兼有精神福利和物質成就。”可以說，他後來一再強調的“正確的”伊斯蘭和“錯誤的”伊斯蘭在此時已有雛形。
70年代中期以後，馬哈蒂爾成為政府要員，1981年又擔任總理，此時正是全球伊斯蘭復興運動蓬勃發展之時，馬來西亞伊斯蘭復興運動也在政府和社會推動下深入發展。馬哈蒂爾在繼續從馬來民族主義的視角發表意見的同時，也越來越多從伊斯蘭教的角度提出問題，他發表過無數的講演，還陸續出版了《挑戰》(the chaJJenges，1986年)、《前進之路》(the Way forward,1998年)、《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烏瑪》(Islamand the Muslim Umah,2000年)，還有譯為中文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演講集》(1999年)等。與他的早期著作《馬來人的困境》較少提到伊斯蘭教相比，80年代以後馬哈蒂爾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講演中大量引用《古蘭經》經文，對伊斯蘭教義做出現代解釋，他更多的是從伊斯蘭教的角度來論述貧困與富有、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物質與精神、兩方和東方、價值觀念等問題。
馬哈蒂爾是如何用現代觀念詮釋伊斯蘭教呢?
(1)伊斯蘭教是一個進步的宗教，能促進現代化發展。馬哈蒂爾在多次講演中指出雖然當代伊斯蘭世界的國家人多處境困難，但“不是伊斯蘭妨礙了”穆斯林和穆斯林國家的進步，伊斯蘭教是進步的宗教，“希望它的信徒自信、獨立和進步”，他認為，伊斯蘭教是穆斯林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如果嚴格遵守，將使馬米西亞強大。1982年馬哈蒂爾在一次談話中說伊斯蘭教是“重實效的、靈活的宗教”，實際上構成“我們行為的基礎”，他認為伊斯蘭教的教義“如果認真遵守的話”，將使馬來西亞成為強人的、守紀律的、勤奮的國家。可以說，此時馬哈蒂爾擺脫了早期對伊斯蘭教導致馬來人落後的含糊看法，堅定地相信伊斯蘭教是進步宗教，能促進國家的現代化。
(2)主張發揚伊智提哈德(獨立判斷)，推動伊斯蘭教適應現代社會。針對人們認為伊斯蘭教落後的看法，馬哈蒂爾提出要發揚伊智提哈德，認為要根據發展的環境重新闡釋《古蘭經》和聖訓，他說，“穆斯林要做的，是回到《古蘭經》和真正的先知中去，結合當今世界的環境來研究它們，詮釋它們。世界已經變了，這是安拉的意志。人們不能去扭轉安拉所希望的東西。真正的信教者應當在目前的條件下從《古蘭經》教義和先知言行中尋找嚮導。伊斯蘭教並非僅僅面向7世紀的阿拉伯人，而是要面向所有的時代和世界所有的地方。如果我們穆斯林理解這一點，我們之間就會少一些誤解。”馬哈蒂爾強調伊智提哈德，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伊斯蘭教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同時也為自己詮釋伊斯蘭教提供了合法依據。
(3)伊斯蘭教鼓勵追求所有知識。針對一些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先進的科學和技術是西方的，因此是非伊斯蘭的”，馬哈蒂爾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他強調伊斯蘭教鼓勵追求所有知識，他在《挑戰》一書中指出“伊斯蘭教並不僅僅是信仰本身，它也是信徒全部的生活方式，因此，伊斯蘭沒有‘宗教’和‘世俗’的二元對立，所涉及的教育，也不能劃分為‘宗教’和‘世俗’教育，所有教育對人類都是有用的。”在引用了《古蘭經》A1-Jamuah：10和A1-Ankabut：20兩節經文後，馬哈蒂爾指出，“事實上伊斯蘭教並不禁止，而是鼓勵學習所有知識。”在2002年的一次講演中，馬哈蒂爾強調穆斯林要學習知識，改變故步自封的想法及價值觀。“在我國，電視機曾被丟進河裡，因為一些烏來瑪認為電視違反伊斯蘭教。”他還指出時至今日，穆斯林仍然只關注一些瑣碎的事情，例如衣著是否符合伊斯蘭教規定，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伊斯蘭教義。所以他呼籲穆斯林要學習知識；“知識不是靜止不動的，反之，一直在累積擴展，因此，追求知識必須鍥而不捨。”馬哈蒂爾強調伊斯蘭教鼓勵追求所有知識，而不僅僅是宗教知識，以此來強調穆斯林要學習所有知識，包括西方的觀念和技術，來促進現代化發展。
(4)伊斯蘭強調物質與精神並重。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為西方文化強調物質，伊斯蘭強調精神，伊斯蘭教所強調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文明。馬哈蒂爾並不認為物質與精神是對立的，而是認為伊斯蘭教主張物質和精神並重，他認為，“財富並不意味著物質主義，貧窮也不意味著精神強人，財富利貧窮並不直接對應物質主義或精神。物質主義能存在於貧困之中，精神在財富中也能強大。”所以，“擁有物質並不意味著失去精神。”@更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物質和精神對穆斯林社會的強大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只有當穆斯林裝備了現代的工具和技能，才能保證他們繼續高揚能給他們在現世帶來幸福的精神價值，如果沒有財富和效率，穆斯林會受壓迫，最終精神也會失去。”馬哈蒂爾通過強調物質與精神並重，鼓勵馬來人積累財富，推動現代化發展。
(5)伊斯蘭教是寬容和溫和的宗教。由於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恐怖活動日益增多，世人將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馬哈蒂爾對此痛心疾首，他在各種講演中經常大量引用《古蘭經》，證明伊斯蘭是寬容和溫和的，他還舉出馬來西亞種族關係和諧的例子，證明伊斯蘭教的寬容和溫和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有好處，“馬來西亞穆斯林堅信寬容和謁和，因為這是我們的宗教告訴我們的，這也是大多數非穆斯林認可的，確實他們採取行動支援穆斯林，以使他們能取得同樣的發展和進步，馬米西亞穆斯林已取得寬容和溫和的回報，我們看到伊斯蘭教義不僅是宗教義務，也是好的生活方式。寬容和溫和是伊斯蘭教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顧這些教導，那麼我們不僅陷入罪惡，而且我們也喪失了伊斯蘭帶給我們的益處。”
(6)伊斯蘭教強調努力工作。馬哈蒂爾一再指出馬來人落後的原因之一是馬來人太懶惰，因此被勤奮而聰明的華人遠遠甩在後面。他認為伊斯蘭教從不反對努力工作，“勞動是一件光榮的事，伊斯蘭沒有任何地方反對勞動，反對努力工作。”他認為努力工作並不僅是物質主義的中心價值，也是伊斯蘭和穆斯林的特質。穆斯林應在任何情況下努力工作，以盡作為穆斯林烏瑪一分子的責任。所以他一再呼籲，“努力工作，堅持特別努力，不輕易放棄意味著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因為這些與伊斯蘭教義和精神價值不相衝突。”針對一些人認為履行宗教責任與勤奮工作相矛盾，他指出，“只要穆斯林履行宗教責任和堅持精神價值，努力工作並不意味著忘掉宗教責任。”
馬哈蒂爾通過自己對伊斯蘭的現代詮釋，將伊斯蘭教與現代化結合起來。他強調伊斯蘭是進步、與時俱進和充滿活力的宗教，強調學習所有知識，與現代化相適應；認為伊斯蘭價值觀與繁榮、進步、發展或資本主義沒有衝突，追求財富是符合伊斯蘭教的；指出伊斯蘭是寬容和溫和的；強調伊斯蘭鼓勵努力工作、勤奮、節儉。
二、新馬來人、“正確的”伊斯蘭和伊斯蘭教國
馬哈蒂爾對伊斯蘭教進行現代詮釋，目的是為了促進馬來人和馬來西亞的現代化，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展示“真正的”的伊斯蘭，這從他的“新馬來人”、“正確的”伊斯蘭和伊斯蘭教國的主張中可以看出。
首先是“新馬來人”理念的提山。為了將伊斯蘭教與現代化、尤其是馬來人的現代化結合起來，馬哈蒂爾提出“新馬來人”理念。在1991年巫統代表大會的演講中，馬哈蒂爾提出了“新馬來人”這一構想，在他看來，新馬來人要具有伊斯蘭價值觀，即“堅信、守紀律、忠誠、勤勞和堅持，穆斯林的緊密團結、高尚、寬容、思考、正義、懺悔和感激等。”同時還要“擁有可以順應時代變遷的文化，準備面對各種挑戰，可以在沒有援助下與人競爭，他們受過教育，有知識，是忠實的、有紀律的、可信賴的和有效率的。”這就是“新馬來人”。具體來說，“新馬來人”包括以下標準：(1)具備完整的伊斯蘭價值觀、積極進取和求知的態度，以及包容寬厚的人文素養；(2)擁有可以順應時代變遷的知識，準備面對各種挑戰，崇尚競爭、知識、紀律、誠信、效率；(3)現代穆斯林，懂得科學思考、理性認知、虔誠追隨伊斯蘭教義。
馬哈蒂爾之所以提倡“新馬來人”，一方面是為了促進馬來人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則是提高馬來人與華人競爭的能力。如果將“新馬來人”與《馬來人的困境》對馬來人的要求相比，我們可以看到，馬哈蒂爾所提倡的新馬來人實質上就是他早期民族主義思想中理想的馬來人，現在他用伊斯蘭精神來鼓勵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馬來人，就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相結合，以此培養馬來人現代人的特質，使其促進馬來西亞現代化。而華人在馬來西亞經濟和現代化發展中的優勢地位一直使馬哈蒂爾憂心如焚，他經常批評馬來人落後和懶惰，要求他們向華人、日本人、韓國人學習。在他看來，只有成為“新馬來人”，才有能力與華人競爭，不僅保持馬來人在政治上的優勢地位，還爭取馬來人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
其次是“正確的”伊斯蘭理念的提出。在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背景下，馬來西亞伊斯蘭討論十分熱烈，政治家、伊斯蘭學者、知識份子、學生等群體從伊斯蘭訓條山發，發表對民主、公正、經濟增長、種族關係的看法，一些馬來人接受現代原教旨主義思想，強調西方是物質主義的，伊斯蘭是精神的；西方的知識是非伊斯蘭的；主張穆斯林應回到伊斯蘭早期，拒絕接受西方的、世俗的知識和物質。馬哈蒂爾認為許多穆斯林在遵守伊斯蘭教教義時，“不能理解如何在現代社會運用伊斯蘭教義。”為了回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挑戰，也為了解決馬來西亞伊斯蘭教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馬哈蒂爾要樹立“正確的”伊斯蘭，要將伊斯蘭教義的解釋權掌握在政府手中。在他看來，所謂“正確的”伊斯蘭，是對伊斯蘭教義的正確理解，而“錯誤的”伊斯蘭則是一些烏來瑪對伊斯蘭教義的曲解。馬哈蒂爾指出樹立“正確的”伊斯蘭觀念的“出路在於糾正或放棄一些‘烏來瑪們’對伊斯蘭教的帶有傾向性的、不正確的解釋。這些伊斯蘭教的詮釋者們不管他們的宗教教義學識是多麼淵博，不管他們的追隨者數量有多大，不管他們的教義是多麼確定，但他們畢竟不是先知。……穆罕默德和《古蘭經》是不會錯的，但是伊斯蘭教的詮釋者們卻有犯錯誤的可能。”他還指責一些烏來瑪和原教旨主義者“關注于沒有意義的事，只關注形式和表面，而忽視能使我們得到發展的福利和財富”，他們用“更多的時間研究和爭論婦女是否戴面紗，而不是加強保衛伊斯蘭和免受敵人侵略的能力上。”馬哈蒂爾以自己對伊斯蘭教的現代詮釋樹立“正確的”伊斯蘭。儘管馬哈蒂爾謙稱自己不是伊斯蘭學者，但對自己的伊斯蘭知識頗為自負，他在牛津伊斯蘭研究中心發表“伊斯蘭教——被誤解的宗教”講演時說：“我稱不上是專家，也稱不上是烏米瑪——伊斯蘭教學者，但我要是說我沒有資格就這個問題發表講演，那將是大錯特錯。事實上，許多自稱為烏來瑪並在伊斯蘭問題上誇誇其談的人才真正沒有資格呢。”他認為自己有能力、有資格詮釋伊斯蘭教，他著書立說，在各種場合發表了數不勝數的講演，樹立了“正確的”伊斯蘭：伊斯蘭是進步的、溫利的、與時俱進的：伊斯蘭強調學習所有知識；伊斯蘭追求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伊斯蘭鼓勵努力工作、勤奮、節儉。馬哈蒂爾對“正確的”伊斯蘭和“錯誤的”伊斯蘭的劃分，是伊斯蘭國家政治家慣剛的手法，埃及總統納賽爾將“官方的”伊斯蘭稱為“進步的伊斯蘭”，而將伊斯蘭極端主義稱為“反動的伊斯蘭”，這使得政府可以在“拒不接受原教旨主義的前提下有效地利用伊斯蘭。”納賽爾將“進步的”伊斯蘭教與他的社會主義協調起來，而馬哈蒂爾則將“正確的”伊斯蘭與現代化協調起來。
馬哈蒂爾樹立“正確的”伊斯蘭，一方面是向世人澄清什麼是真正的伊斯蘭，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對抗反對黨——伊斯蘭黨(PAS)。巫統和伊斯蘭党的主要選民基礎是馬來人，為爭取馬來人的支持，兩黨競爭伊斯蘭教的代表權。伊斯蘭党主張在馬來西亞建立伊斯蘭教國，以《古蘭經》、聖訓、沙裡阿法為法律，將伊斯蘭教原則全面引入國家經濟、社會、教育利政治體系，並使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伊斯蘭教價值觀和行為規範。伊斯蘭黨黨章第五條指出，伊斯蘭党要為建立“伊斯蘭教價值和原則的社會和政府”而努力奮鬥。伊斯蘭黨自稱是真正的伊斯蘭黨，指責執政黨巫統是卡菲爾(Kafir)，攻擊巫統所宣導的馬來民族主義是“阿沙比亞”(Assabiyah)，即被先知穆罕默德所痛恨的部族主義、地方主義，違背了伊斯蘭教“烏瑪”理念，還攻擊政府實施的新經濟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而不是伊斯蘭的公正原則。馬哈蒂爾則強調巫統才是真正的伊斯蘭政黨，代表了“正確的”伊斯蘭，能促進馬來人積極投身經濟發展和種族團結，正如1986年馬哈蒂爾在巫統代表大會上指出：“一般來說，馬來人的未來，伊斯蘭教的未來，尤其是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利馬來西亞其他種族的未來依靠的是巫統。其他政黨要麼是極端主義者，要麼是沙文主義者，要麼勢力太小難以保護國家和處理各種挑戰。巫統是團結的力量，與其他現代政黨合作，這個目標是巫統自己的選擇，否則這個國家的人民將會分裂，就像其他多元種族社會的國家一樣。”而伊斯蘭黨則是“錯誤的”伊斯蘭的代表，馬哈蒂爾將該黨描繪為落後的、錯誤的、極端的，說該黨用一千多年前的標準來看現代社會，無視人權、性別平等和知識發展。1984年馬哈蒂爾在國慶講話中指責伊斯蘭党的“烏來瑪顧問委員會”管理形式是古老的、不民主的、狂熱的，不僅是“非伊斯蘭的”，甚至是反伊斯蘭的。
再次是“伊斯蘭教國”(Islamic State)主張的提出。馬哈蒂爾總理于2001年9月29日提出馬來西亞已經是伊斯蘭教國，他認為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教國的理由，一是因為穆斯林自由地以伊斯蘭教方式生活，在信奉伊斯蘭教時沒有阻力，二是像伊斯蘭教提倡的那樣享有公平權利，所以，“沒有必要修改馬來西亞憲法使它成為伊斯蘭教國，因為馬來西亞已是伊斯蘭教國。”也就是說，馬哈蒂爾所說的伊斯蘭教國並不是像伊朗、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那樣的由毛拉、伊瑪目掌權、嚴格實行沙裡阿法的神權伊斯蘭教國，而只是目前馬米西亞這樣的國家。
為什麼馬哈蒂爾在9·11事件之後18天宣佈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教國?筆者認為，馬哈蒂爾在此時宣佈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教國有兩個目的，一是對抗伊斯蘭黨，因為長期以來伊斯蘭黨的政治目標是在馬來西亞建立伊斯蘭教國，吸引了不少馬來人的支持，政府宣佈馬來西亞已是伊斯蘭教國，旨在表明政府的政策符合伊斯蘭教義，以抵消伊斯蘭黨在這一議題上對馬來人的吸引力，挽回1999年大選時失去的馬來人選票；二是9·11事件後世人對伊斯蘭教誤解加深，認為伊斯蘭教助長了恐怖主義，馬哈蒂爾樹立馬米西亞這樣一個溫和的伊斯蘭教國，目的是消除人們認為伊斯蘭教國就是塔利班政權、伊斯蘭是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宗教的誤解。馬哈蒂爾一直反對激進和極端主義，認為伊斯蘭是寬容和溫和的，他認為樹立馬來西亞這樣一個溫和的、進步的伊斯蘭教國，有助於消除世人對伊斯蘭教的誤解。但馬哈蒂爾沒有明確表述伊斯蘭教國的定義，也不對此多加評論，可能是不想引起人們對此議題的更大關注，從而使政府陷入被動，因為明確伊斯蘭教國後就面臨修改憲法、改變國體的一系列問題，此外馬哈蒂爾的伊斯蘭教國與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教國相去甚遠，不能細究。
可以說，馬哈蒂爾對伊斯蘭教的現代詮釋，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新馬來人”、“正確的”伊斯蘭和伊斯蘭教國理念是循著馬來人——馬米西亞——烏瑪的路向展開的，猶如一圈圈不斷向外擴展的漣漪。他的伊斯蘭教理念與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政黨政治密切相關。為了提升馬來人的現代性，加強馬來人與華人的競爭力，馬哈蒂爾將伊斯蘭教與現代化相結合，培養“新馬來人”。實際上，馬哈蒂爾思想的核心仍是馬來民族主義，“新馬來人”理念就是將伊斯蘭教和馬來民族主義相結合，在馬來西亞這樣的多元種族社會，民族主義是必不可少的統治基礎，結果，“伊斯蘭已成為馬來民族主義自我神化所必然引用的補綴。”而“正確的”伊斯蘭則成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為了爭奪選民，巫統和伊斯蘭党競相向伊斯蘭尋求合法性。馬哈蒂爾和巫統利用執政黨的地位，樹立“正確的”伊斯蘭，將自己說成是“正確的”伊斯蘭的代表，而將伊斯蘭党說成是“錯誤的”伊斯蘭的代表。更需要指出的是，馬哈蒂爾作為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家，抱負不僅限於馬米西亞，他對伊斯蘭教的現代詮釋和“伊斯蘭教國”主張，是想向伊斯蘭世界和非伊斯蘭世界展示一個進步、溫和、和諧、追求知識、勤奮工作的伊斯蘭和伊斯蘭教國。
三、評價
馬哈蒂爾對伊斯蘭教的現代詮釋是在馬來西亞現代化和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背景下進行的，對馬來西亞的現代化和伊斯蘭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馬哈蒂爾對伊斯蘭教的詮釋成為馬來西亞的主導話語，代表了“正確的”伊斯蘭。馬哈蒂爾的伊斯蘭詮釋充滿了二元對立：進步與落後、正確與錯誤，勤奮與懶惰，溫和與極端等等。他一向認為大部分穆斯林不具備專門的伊斯蘭知識，需要伊斯蘭學者的指導，但這些學者對伊斯蘭教的不同解釋導致馬來人困惑，而這種困惑對個人和國家都是危險的。所以馬哈蒂爾結合國家發展和時代需要詮釋伊斯蘭，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指出什麼是“正確的”伊斯蘭，他的伊斯蘭理念成為“正統”，指導國家的政策，不僅使伊斯蘭能促進馬來西亞的現代化，而且加強了政府和巫統的伊斯蘭合法性。
二是馬哈蒂爾將伊斯蘭價值觀與現代人相結合，成功培養了新馬來人。70年代以後馬來西亞實行新經濟政策，鼓勵馬來人投身現代職業，新經濟政策造就了一批馬來企業家和中產階級，同時伊斯蘭復興運動加深了馬來人對伊斯蘭的認同，他們就是馬哈蒂爾所提倡的“新馬來人”，這些人贊同這樣的說法：傳統馬來人相信宿命、不思進取、懶惰、貧困，是違背伊斯蘭的，馬來人只有勤奮工作、努力進取、獲取財富、幫助他人，才是真正的伊斯蘭。這是馬哈蒂爾一再努力向馬來人灌輸的思想，得到新馬來人的贊同。
三是馬米西亞的現代化成就向世人展示了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種族關係和諧、溫利、進步的伊斯蘭國家。儘管這個國家仍存在金錢政治、裙帶關係、貧富分化、種族矛盾、民主不健全等問題，但這些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相比之下，馬來西亞的上述問題不太嚴重，它確實是發展得最好的伊斯蘭國家之一，它的快速經濟增長、比較和諧的種族關係、濃厚的伊斯蘭認同都向其他國家顯示伊斯蘭教是可以適應並促進現代化的。
對於馬哈蒂爾的伊斯蘭詮釋和實踐，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評價，有學者認為馬哈蒂爾實行大量的伊斯蘭化政策，其真正動機，是要以西方現代化理念為基礎盼國家現代化模式得以持續存在，藉此使國家經濟蓬勃發展。還有不少學者指出：“馬哈蒂爾主要是從實用主義出發來支援伊斯蘭教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發展、社會穩定和種族和諧。”
筆者同意馬哈蒂爾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但如果將馬哈蒂爾的伊斯蘭教理念和實踐都歸結為實用主義，對馬哈蒂爾這樣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也許是不公平的。作為一個虔誠穆斯林，馬哈蒂爾真誠地相信伊斯蘭教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所以在個人生活層面，他大力提倡伊斯蘭教；作為一個虔誠穆斯林，他痛切地感受到伊斯蘭教被誤解、被歪曲，所以在各種國際講壇上向西方人解說什麼是真正的伊斯蘭教；作為一個虔誠穆斯林，他痛感穆斯林國家落後，所以對伊斯蘭教進行現代詮釋，以推動伊斯蘭教促進現代化。應該說馬哈蒂爾是一位具有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想的實用主義者，中國學者莊禮偉精闢地指出，馬哈蒂爾“與李光耀一樣，都是當代具有鮮明實用主義取向的‘治國專家’。他們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都會停留在一定的‘度’上，這個‘度’既不是極權主義的‘度’，也不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度’；既不是盲從西方的‘度’，也不是盲目與西方對抗的‘度’。這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的‘度’。”同樣，馬哈蒂爾對伊斯蘭教的詮釋和政策也是保持一定的“度”，這個“度”就是不損害馬來西亞種族和諧、不損害憲法所定的世俗政體、不損害國家的現代化進群。他一再說馬來西亞是“溫和的”伊斯蘭國家，這也是他為“度”定的基調，因此，儘管他在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等領域推動伊斯蘭化，但前提是不損害經濟發展和種族和諧。他提出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教國，但這個伊斯蘭教國並不是原教旨主義者所主張的以沙裡阿法為基礎的國家，而是目前馬來西亞這樣宗教自由、種族和諧、經濟發展的國家。也就是說，馬哈蒂爾始終清醒地認識到馬米西亞的目標是建成現代化國家，本身又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國家發展的基礎是現代政治、經濟、教育制度和現代觀念，不可能將伊斯蘭教原則完全照搬，所以伊斯蘭銀行之類的經濟機構只是對現代經濟體制的補充，不可能取代現代經濟體制，而政治上的伊斯蘭化更多是體現在與伊斯蘭党爭論時的激烈言辭上，但實際行動較少。
馬哈蒂爾對伊斯蘭教的現代詮釋和實踐是伊斯蘭政治家試圖協調伊斯蘭教與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們探討伊斯蘭如何適應現代社會、如何促進國家和穆斯林的現代化具有啟發意義。伊斯蘭教的解釋權掌握在政治家、鳥來瑪利知識份子手中，他們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詮釋伊斯蘭，這一方面使得伊斯蘭能適應不斷發展的時代，另一方面也使得伊斯蘭形成種種不同的思潮，對穆斯林社會產生很大影響。因此，如何詮釋伊斯蘭，使之能適應現代化和促進現代化是目前伊斯蘭國家的政治家面臨的難題之一。馬哈蒂爾對伊斯蘭的現代詮釋和實踐得利於馬來西亞安定、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當它成為主導話語後，對國家政策利穆斯林對伊斯蘭的認知產生很大影響，進而促進馬來西亞和馬來人的現代化。馬來西亞的成功示範對於其他伊斯蘭國家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對於我們理解伊斯蘭教與現代化關係的多樣性也有一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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