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穆斯林社會30年回顧訪談
康有璽小檔案：1969年出生，寧夏同心人。1985年始入學于寧夏吳忠清真寺，後輾轉求學于吳忠、臨夏、北京等地。1991年至2000年在北京各高校旁聽、自學十年。1997年首倡並參與「歷代伊斯蘭教經典文庫」譯介計畫，2000年移居美國就讀于俄勒岡州LCC大學語言系，文庫譯介目前已正式出版譯本14種。個人主要譯著有《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歷史緒論》等十餘部。
民間譯介：打開天窗說亮話
本刊記者 千里
關注：遊學國內國外萬里路，操業民間譯介十餘年，想必你對穆斯林民間譯介多有思考。首先請你就「譯介對於信仰傳播的價值和意義」這個話題，談談你個人的理解。
康有璽：對中國而言，典籍翻譯對於信仰文化的引介、傳播具有雙重意義：穆斯林社會內部，傳統清真寺的宣傳功能有限，普通大眾的外文閱讀能力更有限，民眾需要漢語譯本來補充營養、開拓視野；對於穆斯林社會之外，精神資源匱乏、心靈信仰危機，一些人在尋求主流話語之外的聲音，需要翻譯提供一種信仰參照，讓他們瞭解伊斯蘭，至少消除文化歧見。此外，譯介為國內伊斯蘭研究者提供基礎性資源的作用也相當重要。
譯介的重要性對今天的中國穆斯林不言而喻，凡是有一些國民教育背景的人，都會或多或少地閱讀宗教書籍來更新自己的宗教文化素養，而為民眾提供典籍譯本，便是譯介工作所承擔的功能和責任；與此同時，最低層面上，譯介也為非穆斯林朋友瞭解伊斯蘭文化提供了一個管道、為穆斯林族群與非穆斯林族群之間的溝通提供了必要的橋樑，這首先對穆斯林自身更好地融入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是有現實促進意義的。
借用一句民諺來比喻：譯介，就是「打開天窗說亮話」。打開語言壁壘的「天窗」，讓中國人看到一個真實的伊斯蘭，心裡變得亮堂起來！
關注：真是「在譯言譯」，如果不是你這種業界人物的思考提供啟發，普通大眾可能並不能意識到譯介工作具有如此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客觀地說，譯介的價值與意義也許還不僅至於此，說它更重要一些也不算誇大。那麼，對於30年來中國穆斯林社會的民間譯介，能否給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和個人的評價。
康有璽：評價我沒有能力，現狀卻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篳路藍縷，草莽初開。
回顧民間譯介的發展歷程（實際上目前依然處於艱難起步階段，還談不上發展），從我所瞭解的1990年代說起吧：90年代初期，穆斯林民間的翻譯整體上還是顯得比較蒼白和狹窄，但其中也有幾本譯作比較有影響，比如《伊斯蘭教法》（上、中、下，「穆斯林青年翻譯組」譯）、《論伊斯蘭教律的合法事物和非法事物》（馬恩信譯）、《人類的起源是什麼》（楊安譯）、《二十世紀的蒙昧主義》（建華譯）、《路標》（伊星譯）等。
1990年代末期到本世紀前幾年，民間譯介有了一個新的變化：整體氣氛顯得比1980和1990年代早期活躍，首先是參與翻譯的人數增加了、隊伍壯大了，譯作出版的頻率也相對密集了。其次，譯作的品質、水準和深度暫且不去評論，涉及領域的廣度明顯比上個世紀最後20年拓寬了。其中標誌性的作品有《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康有璽譯）和《聖學復蘇精義》（張維真、馬玉龍合譯）。這一時期譯作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源語文本已經超出了阿語範圍，比如漢譯英文書籍儘管所占比例很小，但深度上比阿語翻譯過來的要深。其中的代表作有蔣敬的三部譯作（《認主學》、《古蘭經導讀》、《穆斯林團結的歷史光輝》）、丁世仁譯的《信仰的歷程》、裴春芳譯的《先知與啟示》等。
關注：能否結合發展歷程，對民間譯介的進步與成果、問題與不足，給我們做一個專業性的解讀？
康有璽：首先我們應當明確一個大前提：這30年中，中國穆斯林的譯介事業基本上來說是一種民間自發的學術行為，沒有組織、缺乏規劃，當然更沒有專項經費的保障。這個前提決定了現狀。
前面我之所以列舉《伊斯蘭教法》、《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聖學復蘇精義》、《蘇菲四書》、《先知與啟示》等幾個譯本來說明不同時期的變化，是因為它們都是某個領域的開山之作，各自代表著一個獨立的學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伊斯蘭教法》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伊斯蘭的教法及其原理，在認識教法問題上為中國穆斯林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是從事先知史、早期伊斯蘭教史、聖訓學等多門學科研究必備的工具性經籍；《聖學復蘇精義》儘管是節譯本，但基本上保留了伊瑪目安薩里的思想，它不僅為中國的穆斯林和伊斯蘭研究者瞭解伊斯蘭教神秘主義提供了最寶貴的資料，而且為研究者開啟了一道進入伊斯蘭教內在精神的門徑；《蘇菲四書》一方面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瞭解伊斯蘭神秘主義的文獻，另一方面它純粹是一部文學作品，直接承接了近百年前王靜齋先生譯《真境花園》以文學傳道的路徑；《先知與啟示》則全面處理了先知與先知性、伊斯蘭與現代性、伊斯蘭與其它文明的關係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遺憾的是，類如以上的譯本直至目前還只是鳳毛麟角。30年來我們看到民間翻譯的更多作品依然停留在最初級、最基本的教義教法闡釋上，普遍缺乏深度和廣度，還根本談不上文化多元的視角。
譯介視野狹窄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夾生飯或者無能解讀。這個問題放在馬堅、王靜齋翻譯的《古蘭經》所遭遇的命運上，就看得很清楚了——從鐵錚到馬堅再到今天，《古蘭經》的漢譯本已經有十幾個版本了，學界卻沒有一本權威性的解讀譯作。也就是說經典的文本已經完成，卻不等於學界有解讀經典的能力。今天，聖訓的翻譯也已經有了一個初步成果，但是否有解讀聖訓的能力，同樣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目前來看，民間的譯者似乎並不熱心或者並沒有認識到翻譯經典的相關研究論著的重要性，似乎只要把經典翻譯過來就萬事大吉了。
關注：結合你所發起和操作的「歷代伊斯蘭教經典文庫」譯介計畫，可以談一談成敗與得失以及路上的感受嗎？
康有璽：「文庫計畫」發起於1996年，1997年正式投入運作，1999年「文庫」第一部作品《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第一部（第一、二卷）面世， 目前為止「文庫」陸續已共出版了14種書籍。
「文庫計畫」在類別規劃和書目遴選上，我們力求體現全面性、威權性、尤其是系統性。目的就是試圖初步地解決上面所談到的：經典著作的配套解讀問題。比如當《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基本完成的時候，為了使研究者和讀者更好地理解和認知聖訓，我們對應地組織翻譯、出版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命面貌》和《先知與啟示》這兩種解讀先知和先知性的著作，前者從先知的最為重要的幾個面向來解讀先知和先知性，後者從比較宗教和比較哲學的層面來解讀先知和先知性，具有一定的現代性。
整個運作過程，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敗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交給讀者去評論，失敗的一面需要我們自己來總結。過去，我們一直堅持把「文庫計畫」的譯本交給國內出版社來出版，因此編校程式基本不需要我們操心。後來隨著脫稿作品的積累，由於國內伊斯蘭教圖書出版的流程很複雜，我們只能在港臺尋求出版，這樣一來就出現了編校問題。由於從來沒有做過這個工作，經驗更談不上，因此導致部分譯本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校對問題，差錯率比較高，尤其是最近出版的《蘇菲四書》和《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兩部書裡面這種情況更嚴重。這確實是我們的重大失誤，我們正在努力克服並彌補這個失誤造成的後果。借此機會，向廣大讀者表示誠懇的歉意，乞主寬恕。
至於路上的感受，冷暖自知，甘苦獨味。唯一想說的就是：細水長流，貴在堅持。此語與所有奮鬥在主道上的朋友們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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