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穆斯林社會30年回顧訪談
達吾小檔案：1968年出生，甘肅會寧人。1999年至2004年作為編輯、策劃中堅參與創辦《穆斯林通訊》。
民間報刊：文化記憶中的溫暖
本刊記者 千里
關注：媒體是現代社會的一支重要影響力量，或者說它首先是現代社會之所以「現代」的一個標誌性符號、一個本質特徵、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問題上，穆斯林社會並沒有什麼特殊性。回顧過去30年裡中國穆斯林社會民間創辦的一些報刊，或許它們還算不上完全意義上的「媒體」，但畢竟代表一種努力的姿態。尤其是與更遠的30年相比，也代表了一種變化和進步。我們知道，你曾經直接參與過民間報刊的創辦和編輯工作，在有限的穆斯林民間媒體人中間具有不可替代的代表性。因此我們特別邀請你來談談30年穆斯林民間媒體（報刊）的發展變化。
達吾：我並非談這一話題的最佳人選，因為我本人參與穆斯林民間報刊只有短短五六年時間，並且僅僅參與了其中一份報紙的工作。而整個30年中，中國穆斯林社會的民間報刊林林總總，五彩繽紛，我所接觸到的只是鳳毛麟角。之所以接受這一挑戰，是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名親歷者的視角，可能對整個話題的述評會是一個補充。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有學者已經做過專門的研究。我有意識地上網搜索了一下，發現搜索結果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的訊息：一是蘭州大學楊文炯博士對20世紀末回族穆斯林民間報刊的專題研究，楊博士統計，這一時期回族穆斯林的報刊數量多達66種之多，其中大多是民間報刊。他認為「這一凸現於改革開放社會大背景上的文化現象是回族穆斯林文化自覺與精神渴望的必然結果。同時，這一文化現象作為迎合大社會變遷的濫觴于民間的文化自覺運動，又成為20世紀末回族穆斯林文化振興的標誌。」
二是對《穆斯林通訊》的專題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刊發在《回族研究》和一些高校學報上，作者大多為民族學人類學方面的研究生和回族學方面的學者。由此可以看出，僅就《穆斯林通訊》而言，在一個時期內的確讓學者們找到了興奮點。
關注：這麼多的報刊確實在一個時期裡構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似乎值得欣喜。但事實上，我們看到這些報刊並沒有多少做到堅持下來，大多數只是曇花一現；更令人尷尬和引人深思的是，你所列舉的那「66種報刊」，其中究竟有多少算得上現代媒體、或者部分地具備現代媒體的要素？作為一個人口逾兩千萬的龐大社群，在媒體建設上的這樣一種表現，你認為正常嗎？
達吾：不能說不正常。這出於一個有目共睹且無法回避的基本面，就是中國穆斯林的整體文化素質和基本生存境況。
改革開放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一個多元、進步、民主、文明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給各個民族各個群體創造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考驗。我們投身於這股歷史洪流的姿勢應該說是積極的、激情的，但我們的基本功顯輸一籌，不論在技術上還是持久力上，都不盡人意。當然，考察這一現象的歷史和社會原由，題目就太大了，超出了我們這個話題所承擔的負荷。
我們所知道的事實是，這66種報刊（真實數量可能要比66種還多，因為還有相當一部分只是在極小的範圍內發行，並不為大眾所知）中的大多數，從一開始就背上了無法逃脫的前定——短命。有的可能只辦了三五期，甚至一兩期，如果能堅持一兩年——其實一兩年也只不過是三五期——就很了不起了。它們只是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傳閱，它們的社會影響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最重要的是，不得不承認的一點，也是我們的致命傷——那就是大多數報刊並不具備報刊（或者說媒體）的基本要素，充其量只是一些資料性的宣傳品，宣傳簡單的教門知識或小圈子的「主義」。這是從純技術的角度考量得出的看法。而回應這一時代考問，歷史的局限性或許是一個拿得出手的理由。
從正面意義上來考察，民間媒體本身的成就也許不值一提，但它卻衍生了一個值得一提的「副產品」——那就是通過辦報辦刊培養和鍛煉了一批人。那30年裡，每一份宣傳品都被賦予了強烈了教門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每一個參與者都自覺肩負著文化振興的大義。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那些最初參與過辦報辦刊的穆斯林青年，後來大多成為穆斯林社會的精英，其中的人物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我們應該記住：這些報刊和它們的創辦者的貢獻是歷史性的，是我們30年文化記憶中非常溫暖的部分，也是30年來穆斯林社會文化發展的有力推動者。
關注：能否認為，30年的巨大變遷中，穆斯林在民間媒體建設上的表現並不是很充分，與整個社會的進步程度有一定的差距？
達吾：這個問題是相對的。
如果橫向看，這種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尤其表現在宣傳這一塊。這30年中國內媒體的發展是驚人的，由最初的宣傳工具發展為今天的資訊平臺、話語平臺和娛樂方式、生產方式，媒體對生活的影響早已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在這種大背景下，穆斯林民間媒體並沒有表現出同步發展的效應。當然，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事實上也無法做到同步發展。
如果縱向看，我們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的先輩們掌握了更多的資源，有了更廣泛的關切。我看過民國時期的穆斯林報刊，包括著名的《月華》，總體感覺是那個時代的穆斯林知識份子與民間的距離還是比較遠，對於廣大的穆斯林社會的關注不夠深。或者可以說，那個時代的穆斯林知識份子的精英化傾向比較明顯。當然，這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共通特質，穆斯林知識份子概莫例外。
關注：這30年中的民間報刊宣傳沒有精英化傾向嗎？
達吾：有。
文化運動與文化精英是不可分離的。如果我們把30 年的民間報刊看作是一場無形的文化運動的話，就可以看到其中的精英思維和精英模式。這一現象在80年代至90年代啟蒙時期（啟蒙是個借來的詞，我想對於當時的穆斯林精英們來說，啟蒙可能是最基本的舉意）非常明顯，新思潮、新方法、新「主義」的宣揚，鼓動——與世界（主要是伊斯蘭世界）接軌，批評——對傳統和民眾的批評，否定——對傳統和民眾的否定，割裂——與傳統和民眾的割裂，等等，都是精英化的表現。就象前面提到的，這些思潮都是倉促的、短命的，至少表現在運用報刊這一民間宣傳手段上，沒有再現出應有的持續性。從某種意義上說，精英們的表現還是比較慌亂，這與大環境的堅定和義無反顧形成鮮明對照。
這一現象我認為在《穆斯林通訊》階段得到了較好的糾正。底層、民間、傳統、者麻提（社區）被呈現于知識份子的視野中，被發掘、被關注、被審視、被宣揚，穆斯林的媒體這才進入到民眾關懷和社會關懷，這場文化運動才有了更廣泛的意義。
關注：《穆斯林通訊》是一個獨特的現象，你認為這是中國穆斯林在改革開放30年中的意外收穫嗎？它最大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達吾：意外收穫？似乎不能這麼說。作為66種報刊中的一種，它的出現是必然的，不是「穆斯林通訊」就會是別的什麼「通訊」，辦報刊是巨集揚文化的一種普遍選擇。但《穆斯林通訊》成為一份獨特的報紙，也許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為它基本上由一個特定的團隊創辦起來的。其中，除了真主的意欲，人的因素成為主導因素。這方面我不想多說，畢竟那是過去時了。
至於最大的意義，我建議還是去看看學者們有關研究論文，有很多篇，雖然那是一種「他者」的角度，但很有啟發意義。
《穆斯林通訊》的辦刊理念和宗旨，可以在它每一次改版時發表的社論中直接找到。可以不誇張地說，那基本上可以成為這個時代的一次次宣言。
今天我們談的是民間宣傳的面上的話題。我在這裡不妨勾勒一下《穆斯林通訊》初創六年裡的發展脈絡，有這麼幾大步：由雙月8版到每月8版，到每月12版，到每月16版，再到每月「16+4」版……這種極具張力的擴張歷程，似乎與整個國家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比較和諧，可以視作穆斯林分享時代盛宴的一個表徵。
關注：除了《穆斯林通訊》，你認為還有哪些報刊是可圈可點的？
達吾：我們今天所談論的民間報刊是一個綜合的文化現象，也是一個集群效應，並不是由某一張報紙獨領風騷就能構成的。我說過，在八九十年代那個被一些人稱之為「啟蒙」的時代，許多的民間報刊雨後春筍般地湧現過，而且直接推動了穆斯林社會的文化自覺和日益強烈的興教意識（知感主，所有的努力都被記錄，都將得到回賜）。
對於曾經和現在我們所接觸到的報刊，我的感受估計與讀者大眾是一致的。我想，我們應該感謝《開拓》，它已經走過了十多年，多麼不容易啊，它已經成為許多老讀者的情感寄託，一冊在手，心情舒暢。還有《阿敏》，也是一本老刊物，這是一本原創程度比較高的刊物，至今仍有相當忠實的讀者群。還有《高原》，原創程度更高，是一本有思想有追求的刊物。它的閱讀主體是穆斯林知識份子，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這一點上，它比別的刊物表現出了更多的勇氣和膽識。《星光》曾經是幾個穆斯林小商販辦的，也表現出了較高的文化追求和努力，它與《高原》一樣，讓我們看到理想主義的光輝。可惜這本刊物無疾而終，讓人唏噓不已。
我想，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裡，有些東西存在過，本身就是一件讓我們大聲讚美真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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