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中國人與信仰
中國人與世界三大宗教
中國人雖然沒有創立一個大的世界性宗教，但是世界三大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都以不同的形式傳入了中國。早在道教出現以前，佛教就於西漢末年傳到了中國。然而，佛教的教義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格格不入。它所宣揚的出家、滅欲、棄兒女情長等脫離現實的理念與中國的孝敬父母、三綱五常、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等倫理道德和封建習俗大相徑庭。
另外，佛教本來是個無神論宗教，其創始人姓喬達摩，名悉達多，後稱釋迦牟尼，即釋迦族的聖人、能人，他活著的時候並沒有被時人神化，然而，一個不具有神性的佛陀，很難贏得中國人的青睞，於是為了迎合中國人的信仰心理，初期來華傳教的僧人們特意神化了釋迦牟尼，甚至連其屍骨（舍利子）也大加神化，以嘩眾取寵，招攬信徒。他的屍骨被帶到中國後，受到了具有迷信死者傳統的漢民族，特別是皇帝們的敬奉。就這樣，佛教終於在中國找到了一個很大的切入點——神化死人。
俗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佛教雖為外來宗教，但其香火卻比道教興旺，特別是皇帝們敬佛，使得佛教上行下效，盛極一時。其實，皇帝們大興佛事一般都有一定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一代女皇武則天就是例證。眾所周知，武則天曾殺害過自己親生的三個孩子，為了減輕心中的這種隱痛和愧疚，她大興土木，修佛蓋廟。另外，她還利用佛教為其皇位服務，她曾讓東魏國寺僧法明等編造了一部《大雲經》，說武則天是彌勒佛轉世，應代替唐朝皇帝做閻浮提主。
然而，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們並沒有全部敷衍趨勢。西元８１９年，唐憲宗迎奉佛骨，興師動眾，從而引起了以韓愈為代表的中國進步思想家的強烈反對。韓愈在《諫迎佛骨表》中入木三分地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見《舊唐書》卷１６０《韓愈傳》，這深刻反映了中國文人及思想家們對佛教的抵觸心理。
唐永徽二年（西元６５１年），伊斯蘭教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伴隨著清脆優雅的駝鈴聲，以派遣友好使節和經商的方式踏入中國大地。後來伊斯蘭教以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分佈全國各地，並且在中國形成了回、維等十個全體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文化在西北的傳播很快就將在該地區盛行數百年的佛教文化取而代之，從而在神州大地上樹立了一面一神論信仰大旗，與中原漢文化的多神論及人格神迷信遙遙相對。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伊斯蘭教的倫理道德與儒家最接近。因此，明清時期的中國伊斯蘭學者曾宣導「以儒釋回」，當代西方也有學者指出「儒教與伊斯蘭教的結合會稱雄二十一世紀」。的確，在中國歷史上，伊斯蘭教與儒教自古至今都有過很好的結合。眾所周知，唐宋時期，番客們縱橫絲綢之路，繁榮了中國的經濟；元代，色目人受重用，科技文化突飛猛進；明代，回回治軍，七下西洋，大振國威；清朝，回漢共舉義旗「革除滿清，光復中華」；抗戰時期，回漢同仇敵愾，共同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戰歌；解放後，回民為社會主義建設譜寫了新篇章。 至於西方的基督教，歷史上曾幾度試圖在中國傳播，但都以失敗而告終，直到清末，基督教利用西方列強對中國侵略的機會，才在中國穩定下來。
眾所周知，基督教曾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工具，殖民主義者在侵略一個國家之前往往是先派傳教士，一方面傳教，一方面偵探。不少身為中國通的西方傳教士，不僅充當西方侵略軍的翻譯和顧問，還為 「南京條約」、「黃埔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的簽署出謀劃策，扮演過極不光彩的角色。所以在近代史上，中國人信基督教的寥寥無幾。因為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宣傳的「愛」、「打左臉給右臉」，與基督教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行徑不能自圓其說。
有此可見，世界三大宗教不僅傳入中國的時間不同，傳入的形式也各異。佛教是皇帝們請過來的，伊斯蘭教是通過絲綢之路經商傳入的，而基督教則是打進來的。這是世界三大宗教傳入中國的基本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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