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回族對國家的新貢獻
二、回族對祖國經濟方面的貢獻
回族在經濟方面對祖國應有的新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理念方面，二是實際的貢獻。
在經濟理念方面的新貢獻主要有:多元並舉的產業觀、公平交易的市場倫理以及合理分配觀和適度消費觀。
多元並舉的產業觀 在回族文化中，既看不到西方“重農學派”以農業否定其他產業和“重商主義”無限拔高商業地位而輕視農業和工業的產業偏見，也不存在漢文化中所包含的“重農抑商”、“重本輕末”、“無商不奸”和視商賈為小民瑣事的消極思想；回族文化充分肯定各種產業並存的意義，認為每個產業都有其特定的無法取代的價值，對人類生活缺一不可，不能抑此揚彼，或顧此失彼，而應對每個產業都給予足夠的重視，做到“士盡其學，農盡其力，工盡其能，賈盡其有”[2]，諸業並舉，互相支撐，互相促進，協調發展。這種產業觀對於我國正在進行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城鄉差別的縮小，城市化進程的加快②，都具有積極意義。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湧現了一些新階層，他們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和民工階層等，這些階層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和正在作出特殊貢獻，其中回族成員按人口比例來講，在各少數民族中名列前茅；然而，這些新階層由於受到來自社會傳統觀念和舊體制的約束，面臨著如何融入中國社會秩序和政治體制的問題。如果回族文化的上述產業觀得到應有重視和借鑒，對解決這個問題將大有裨益。
公平交易的市場倫理 回族文化重視商業貿易，重視流通，但同時也強調市場的有序化、規範化，要求人們遵守市場倫理，其核心就是提倡公平交易，反對投機取巧，做到“言語信實，買賣公平，稱量度數，不以入加，不以出減，不虛托本利，不謬稱好醜，不全己虧人，無諱無匿。”[2]在制假售假、不正當競爭氾濫成災的今天，回族文化中公平交易的市場倫理，對當代人不無借鑒價值。
合理分配觀 “構建和諧社會思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當前中國社會秩序的共識，即中國社會存在著許多不和諧問題，所以這一思想一經提出，便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共鳴，表明了社會對和諧有著強烈的需求。”[3]分配不公是當前我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③。實現“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這方面，回族文化的一些理念，值得借鑒。回族文化承認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天資和能力的差異，因此允許在經濟收入上存在差別，不搞平均主義；但反對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主張通過適當的方式對社會財富實行再分配，讓那些智商高、能力強而收入多的人將其一小部分財產拿出來，解決社會上貧、病、殘、愚等弱勢群體④的生存問題，以便調整貧富懸殊，實現合理分配。回族社區長期以來，以“天課”、“施捨”等多種形式，存在著扶貧幫困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機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貧富懸殊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消極後果。難能可貴的是，清代回族學者馬注進一步拓展了“施捨”的領域，將人的智力、精力、愛心、祝福等無形的財富都列入可施的範圍，他說:“學施者，繼往開來，闡明要道，著述典訓，以垂萬世，此學施也；財施者，饑則濟以食，寒則濟以衣，困則周以財，露則授以室，此財施也；言施者，遇人急難，出言解救，遇人癡迷，出言提醒，勸善止惡，引明正道，此言施也；力施者，盡瘁天宇，效力講堂，葺橋修路，鑿井掩骸，此力施也；心者，萬善之根，理欲之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謨民貧不能濟，心之所至，功亦如之。”[4]即愛心和善意與錢財的施捨，有同樣的功德。其中所謂“學施”正如當今的“文化扶貧”，其意義非常深遠。
適度消費觀 中華民族向來以勤儉節約而著稱於世。然而，近些年，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準的提高，一股鋪張浪費和奢靡之風正在蔓延，這對我國這樣一個資源原本比較匱乏的國家而言，其中的隱憂，不言而喻。中央及時提出了建立節約型社會的號召，正可謂未雨綢繆，全國上下理應積極回應，認真落實。而回族文化中的適度消費理念，對建立節約型社會意義重大。回族文化既反對超前消費，也不提倡過分節儉和吝嗇，認為過分節儉和吝嗇，如閒置資產，不用於社會財富的流通和增值，會降低消費水準，削弱對生產和供給的刺激，使整個經濟停滯不前；但浪費和過度消費不但減少投資比例，使生產萎縮，經濟衰退，而且還會敗壞社會風氣，把人們引向腐化墮落，從而喪失民族鬥志和憂患意識。浪費和吝嗇都不可取，可取的是“既不揮霍，又不吝嗇，謹守中道”⑥。這種適度消費的理念，對於節約資源(如水、電、氣、油、土地、木材等)，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意義，非同小可，不容忽視。
至於回族對祖國在經濟方面實際的貢獻，人們感受頗深。首先，回族對西部大開發特別是西北的開發具有特殊貢獻。中央在20世紀末作出了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戰略決策，這為西部的大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然而，西部大開發的主體還是西部的居民，而回族由於其獨特的稟賦在其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回族的經濟是農牧兼營、亦農亦商的“複合型經濟”[5]，這種經濟結構在西北這樣一個自然生態環境惡劣、經濟文化類型複雜的區域起著重要的溝通和聯繫作用。回族聚落大多沿著中國西部“三大高原—兩大經濟類型”的邊緣或過渡地帶斷斷續續地分佈。“三大高原”是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兩大經濟類型”是青藏高原藏族和內蒙古高原蒙古族單一的畜牧業經濟、黃土高原以漢族為主的單一的農耕經濟。三大高原分佈著的規則的兩大經濟類型呈現出單一性，實際上不能稱之為完整意義上的經濟，尤其是遊牧經濟是一種脆弱不堪的自然經濟，極易受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制約，風雪、疫病等自然災害都會使成千上萬的牲畜死亡，美麗的草原頓時會失去生機。畜牧產品既是遊牧民的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卻滿足不了自身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對外部經濟的依賴性強。而黃土高原粗放而單一的低水準農業，又具有封閉性，雖然盛產糧食、蔬菜、水果等農產品，但由於封閉保守的觀念的障礙，難以與遊牧民族互通有無、彼此滿足對方的需求。換言之，“三大高原—兩種經濟類型”，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經濟互補性很強，但缺少一個通暢的溝通管道和強有力的溝通者。藏族和蒙古族傳統上缺乏商品意識，黃土高原上的漢族又有根深蒂固的輕商觀念，加之牧區高寒缺氧，自然條件惡劣，因而望而卻步。因此，兩大經濟類型互補的重任歷史地落在具有經商傳統和開拓精神的回族的肩上。在歷史上，回族上高山，下帳房，不辭勞苦，把內地的農產品和工業品帶到牧區，再把牧區的畜產品又帶回內地，充當了“互補”的使者，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牧區的經濟文化聯繫與交流。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回族的這一優勢得到更好的發揮，過去不起眼的皮毛販運加工以及飲食等各行業中無數的百萬、千萬富翁脫穎而出，成為各地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帶頭人，其中許多人通過商業資本投資或擴大規模，辦起了現代企業，成為當地的“利稅大戶”，如內蒙古伊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從傳統的食品行業發展起來的具有較大規模的清真奶食品系列生產經營企業，已成為全國的知名企業。複合型經濟結構的優勢還使西北回族實現了跨區域、跨產業經營，在家園以外的廣闊天地裡獲得資源、市場、原料、人才、技術、資金，企業的原料和產品“兩頭在外”，城鄉之間和產業之間的鴻溝被最大限度地彌合，從而使其經濟形成了兩個特點:一是外向性傾向，即回族經營者走南闖北，異地開工廠，實現資金、技術、人才、資源等生產要素的大流通和大整合；二是彌補機制，即經濟結構多元化帶來的必然結果——農業損了商業補，商業損了工業補，主業損了副業補——東方不亮西方亮，相對於同在西部的其他民族單一的產業結構，有著明顯的優勢。
實踐證明，回族是一個有經濟頭腦、有經營才能、有開拓精神的民族，只要進一步落實中央的有關行之有效的政策，給他們創造一種寬鬆的環境，搭建一個更大的平臺，充分調動他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經營特長和聰明才智，他們一定能夠創造新的經濟奇跡，為國家作出無愧於時代的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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