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視野中的阿拉伯—伊斯蘭傳統
三、重拾超越西方現代性的伊斯蘭傳統
何為“傳統”？何為“伊斯蘭傳統”？在英文中，穆斯林把阿拉伯語的“遜乃（Sunnah，即聖行）”譯為“tradition”。因此，所謂伊斯蘭傳統，不是漢語的“傳統”[注：在漢語語境裡，“傳統”二字應做如下理解：根據《說文解字》等的注釋，“傳”字與“遽”字互訓，“皆傳車驛馬之名”，蘊涵一驛站傳一驛站的意思，引申為傳授，唐《經典釋文》說：“傳者，相傳繼續也”。“統”的本義是繭的頭緒，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眾絲皆得其首，是為統”。“傳統”一詞取“傳”的相傳繼續和“統”的世代相承某種根本性的東西之意。]這兩個字和英文的“tradition”這個詞能夠完全加以表達的，它必須要回到伊斯蘭語境中，回到“遜乃（Sunnah）”中。阿拉伯語的“遜乃（Sunnah）”一詞，其本意是“道路”，專指先知穆罕默德所表率的一種生活方式，中國穆斯林稱之為“聖行”。所謂伊斯蘭傳統，應該是獨立于西方現代性之外的、沒有受到現代性困擾的、並有自己綿延不絕的沿革史的一種獨特的文明傳統。
當代最富盛名的穆斯林哲學家賽義德·侯賽因·納斯爾博士（Dr. Seyyed Hossein Nasr，1933～）在反思“傳統”方面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思路。納斯爾教授在哲學觀上秉承“傳統主義學派”（Traditionalist School）的觀點，該學派又以“永恆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永恆主義”（Perennialism）著稱，認為各大宗教傳統都可上溯到同一個本原，即“永恆智慧”或“神授智慧”，而現代西方則恰恰中斷了其與這一神聖源頭的聯繫。納斯爾認為，永恆智慧存在于各大傳統之中，通過我們直觀到的不同的形象（如使者、先知、化身、聖子或者其他傳達者）啟示或者顯現給人類，這一“永恆智慧”，在西方傳統中就是拉丁文的sophia perennis，在印度傳統中就是梵文的sanatana dharma（恒法），在伊斯蘭傳統中則是阿拉伯文的al-Hikmah al-khālidah（永恆智慧）。[6]67 因此，納斯爾所代表的傳統主義學派強調知識的神聖性，認為“傳統”與“現代”的區別不是時空範疇內的“先後”關係，而是在同超驗、永恆、神聖之域的關係上的“聖俗”關係。這樣，傳統主義學派已經進入了社會批評領域，對西方現代性的“進步”、“進化”等觀念提供了有價值的反思。
根據納斯爾博士提供的思路，可以進一步追溯伊斯蘭傳統與歐洲傳統之間的關係互動。一般認為，歐洲文明有兩大源頭，稱為“兩希文明”（Hebrew/Hellene），即希伯來的宗教精神（猶太教—基督教傳統）和古希臘文明的理性、民主精神。如果加以類比的話，我們很容易看到伊斯蘭傳統也與這兩大文明息息相關。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屬於閃米特族系，從語言、血統、宗教來看都有著密切的關聯，況且伊斯蘭教本身就認為所謂的“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傳統實際上就是同一個一神教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至於古希臘文明，則在後期已經將其中心轉移到埃及的亞歷山大以及敘利亞、伊拉克一帶的某些城市。伊斯蘭興起後，到阿拔斯王朝前期，大量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文獻已經被悉數譯為阿拉伯語，阿拉伯逍遙學派（Peripateticism，阿拉伯語mashshā’ ī）[注：泛指那些受古希臘哲學影響的伊斯蘭哲學家，包括伊斯蘭東方（阿拔斯王朝）的鏗迪、法拉比、伊本·西拿、塞法兄弟會，以及伊斯蘭西方（安達魯斯）的伊本·巴哲、伊本·圖非利和伊本·魯世德等著名的哲學家和流派。]成為古希臘遺產的最重要的承繼者和闡釋者。經過穆斯林學者的翻譯、整理和注疏，古希臘的遺產以兩種方式得以留存：一是通過翻譯再次回饋到歐洲，尤其是以拉丁語名字阿維森納著稱的穆斯林哲學家伊本·西拿[注：Ibn Sina, 全名Abū ‘Alī al-Husayn ibn ‘Abd Allāh ibn Sīnā，拉丁語Avicenna，980～1037。]、以阿維羅伊著稱的伊本·魯世德[注：Ibn Rushd, 全名Abu’l-Walīd Muhammad ibn Rushd，拉丁語Averroes，1126～1198。]，對歐洲中世紀天主教經院哲學的興盛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這一點通常被論述較多，且很多西方學者認為在把古希臘哲學輸回歐洲後，古希臘的影響在伊斯蘭世界已經被完全清除了。其實，還有被忽視了的另一個方面，即：通過安薩里（al-Ghazzālī，拉丁語Algazel，1058～1111）、蘇赫拉瓦迪（al-Suhrawardī，1153～1191）、伊本·阿拉比（Muhyi al-Dīn ibn ‘Arabī，1165～1240）等穆斯林哲學家、教義學家和蘇菲學者的努力，古希臘的遺產被以一種轉換了的形式繼續保存在伊斯蘭傳統內部，成為伊斯蘭傳統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基督教歐洲與伊斯蘭世界同樣繼承了“兩希文明”的遺產，但對其進行取捨、詮釋的思路卻迥然不同，並因此發展成為完全不同的“傳統”。當歐洲剛開始通過翻譯穆斯林學者的著作而引入亞里斯多德學說的時候，恰是亞里斯多德學說作為一種理性主義體系而在安薩里的批判之下被伊斯蘭世界拒之門外的時候。納斯爾博士指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兩大姐妹文明在14世紀以後的分道揚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這一理性主義哲學在兩大文明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在東方，通過安薩里及其他人如拉齊（Fakhr al-Dīn al-Rāzī）的批判，理性主義的影響力被縮減了，為蘇赫拉瓦迪的光照學說的傳播以及伊本·阿拉比學派的誕生奠定了基礎。而在西方，亞里斯多德理性主義的來臨對於早期建立在光照說基礎上的奥古斯丁、柏拉圖主義的破壞來說作用不小。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後果，它帶來了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世俗化形式，這在後來的文藝復興時期顛覆了中世紀經院哲學自身的堡壘。”[7]54-55
是否可以說，西方現代性問題的諸多癥結實際上與歐洲文明僅僅繼承了亞里斯多德的理性主義、中斷了與知識的神聖源頭的聯繫有關呢？西方現代性面臨的一系列的二元對立，如傳統與現代化、神聖與世俗、超驗與理性、宗教與科學等，是否都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之間的思想斷裂？亞里斯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即使在中國也幾乎為所有的讀書人所熟稔，它鮮明地表達了一種與“傳統”決裂的“現代性”決心。而“現代”與“傳統”的斷裂，如今卻成為西方現代性最大的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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