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穆斯林構建和諧社區(教坊)的歷史傳統
中國穆斯林對待求知有足夠認識，開創中國伊斯蘭漢文譯著一代文風的經學大師王岱輿特撰《正學章》，提出「夫立身之本，無過於學。若涉海之指南，大匠之準繩。無指南，無以辨南北東西；無準繩，何以定是非曲直」。馬注《端學習》則結合中國穆斯林實際，立足於中國社會，強調學習的重要性。「經(古蘭、聖訓)書(中國文化)乃培養善脈之根源，超凡人聖之舟楫，分別邪正之關頭，須要精研究，審問慎思，說得一句，行得一件，內可以束身，外可以約人，方不致墮入邪途。」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穆斯林立身處世，既要學習伊斯蘭教經訓，也必須學習中國文化。「經不通儒，若苗而不秀；儒不通經，若秀而不實。」「我等生居東土，不習東土之文，天經安所傳宣?」因為只單純學習經訓，就不懂得天下大事和經訓以外的知識；光學書本不學經訓，就不可能瞭解「生從何來，死歸何處」的道理。顯然是對當時穆斯林社會流行「讀漢書是叛教」的有力批判，也是後來提倡「經書並授」的依據。
穆斯林構建和諧社區(教坊)，必須有一個稱職的領導人(掌教)，因而《戒律十條》第二條提出「擇教領」的要求。明清時期，清真寺「伊瑪目」，統稱「掌教」或「教領」，選聘「教領」時，還須呈請當地官府授職，授予印劄、袍褂之類，以示莊重。「掌教，司風化之源，即為一方之官長，與眾不同」，就是說在本社區(教坊)內，掌教的職責就是勸化穆斯林遵紀守法，艱苦創業，樹立良風美俗。他要敢於抵制一切醜惡現象——吸毒、酗酒、賭博、偷盜、淫亂、蘿蔔卦算命、迷信風水、損人利己、造謠中傷、不務正業……因此，選擇的「教領」必須是「品學俱優而無過犯者，方稱此職」，只有這一類型的「教領」，才足以為穆斯林表率。所謂「品」，就是具有高尚情操，恪守經訓，堅持原則，虔誠清廉，言行一致。「學」則是通曉伊斯蘭教典，躬親實踐。
相反，「教領不擇，譬延庸醫，不唯舊病未除，更添新症，上連祖考，下及兒孫，一方之災也」。「教領」不能以身作則，施行教化，青少年愚昧無知，既不能潔身自好，也不能造福於人，嚴重損害「教領」在廣大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
先知穆罕默德教導：「子女習學，可以搭救七輩先靈。」先知又警告：「兩等人將我教道後輩斬絕：一乃有學無行之學者，若人效之，習為違背；一乃有行無學之清廉，有人效之，習為異端。」顯然這是針對當時的「不正之風」，某些「教領」不學無術，品質卑劣，熱衷於代人誦經，包辦喪葬以謀財，損害了「教領」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清末，雲南穆斯林有識之士制定《考試清(真)教穿衣節略章程》，提出一系列措施，就在於培養品學俱優的伊斯蘭傳人。
回族伊斯蘭研究者曾提出為「教領」(阿訇)一詞「正名」。「阿訇」一詞一般辭書解釋為「宗教職業者」，既不確切，也含有貶義，而確切的解釋應為伊斯蘭學者，從事教務活動，引導信教群眾(穆斯林)履行宗教義務。
「敦禮讓」列為《戒律十條》第三條。如果用當今社會流行術語解釋，就是「建設精神文明」。《古蘭經》、「聖訓」在這方面有不少昭示和教導，《戒律十條》鄭重提出，就在於要求每個穆斯林，尤其青少年一代要講究禮貌，互敬互愛，互相關心，凡事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樹立良風美俗，所謂「篤忠信，禁奸詭，助喪探病，釋訟解爭，和睦鄰里，恤孤弱，憫貧困……」
「敦禮讓」首先要求從日常生活做起，教坊子弟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途中，倘若遇到尊長或父母兄輩，要立即退於道旁，問候致敬，待尊長、父兄輩走過，然後再行。對於「守教典者」(奉行齋拜功修之人)，還必須高聲敬致「色倆目」，表示親切祝願。「無教典者」或他教尊長，只一揖問候，不致色倆目。倘不遵守，「騎馬競過者，鳴掌教責罰」。即向掌教舉報，給予一定責備，可見當年穆斯林社區對日常禮節的重視。
「敦禮讓」在於掌教的「言傳身教」。由於「掌教司一方之風化，系大眾之升沉……存心半毫未淨，作事雖公亦私。趨炎附勢，見利忘義，外潔內汙，包藏機械，此是掌教中的一件大病，須要究學精研，持身端潔，講得一章，進得一步，說得一句，行得一事，則化行品越，人畏道崇。蓋學不精，不可以立教；行不端，則難以勸人，學行俱兼，自然賓服」。教化人者，必先受教育，提高自我學識與操守，乃是必行之道。
《戒律十條》規定，每當「主麻」日，「母楂位」(寺裡工友)傳諭本坊所屬穆斯林赴清真寺參加聚禮，正是宣講「臥爾茲」進行教化大好時機，「三掌教中，或住持(掌教伊瑪目)，或助理(海推布)，或贊教(穆安津)，有學者講勸誡一段，或天言(古蘭)，或聖語(聖訓)，或故典，勿順人情，勿執己見，翻譯指撥，開其茅塞，日復一日，教化自行……教肅禮嚴，邪道何由而生」。
教化不行，後果必然是「風俗由茲日壞，是非由茲不辨，取捨由茲不明，心術由茲不正，行為由茲不端，教規禮體由茲不遵……」勢必導致穆斯林異化，伊斯蘭教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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