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一般以唐永徽二年（西元６５１年）作?標誌。據中國史籍《舊唐書》與《冊府元龜》記載，這一年伊斯蘭教第三任哈裏發奧斯曼（西元６４４－６５６年在位）派使節到唐朝首都長安，晉見了唐高宗並介紹了伊斯蘭教義和阿拉伯國家統一的經過。阿拉伯帝國第一次正式派使節來華，對後來中阿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廣泛交流，以及穆斯林商人的東來都?生了重大影響，故歷史學家一般將這一年作?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開始。據《舊唐書》載，自西元６５１－７９８年阿拉伯帝國來唐使節３９次之多。安史之亂發生後，至德二年（西元７５７年）唐政府曾借用大食援軍協助鎮壓叛亂。這些大食兵估計有３０００餘人。事畢，除少數回國外，大部分留居中國。在中國娶妻生子，繁衍後代，蓄積永業財?，成?中國人。這是後來形成的回族的成分之一。伊斯蘭教在唐代的傳播是與大食人和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等中亞人在唐朝的留居同步進行的。西亞和中亞穆斯林留居中國者，除上述士兵外，還有商人、戰俘、被掠者等等。
安史之亂以前，唐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際往來的著眼點在於邦誼，並不那?看重外貿收益。對於外國貢使（有些也許就是純粹的商人）唐政府的回賜往往與貢品之值相抵。外國商人和僑居唐朝的外國人頗受禮遇。給予諸多便利。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經濟實力下降。唐政府覺得養活一大批外國居留者已不勝負擔。宰相李泌于貞元三年（西元７８７年）在京城長安對外國居留人員進行戶口清理，讓他們要?回國，要?“?唐臣”，有４０００餘名不願回國的“胡客”被授予軍職或公職，其中當以穆斯林?多。德宗年間（西元７８０－８０５年）進口貨物關稅加重，致使外國商船多到南亞各國就市。從文宗朝（西元８２７－８４０年）起形勢有所變化。在這方面有兩件事值得提及，一是大和八年（西元８３４年）文宗發佈“病癒德音”，取消對舶貨的重復徵稅，完稅後任其自由貿易；二是宣宗時（西元８４７－８５９年）允許穆斯林參加科舉考試，並規定最低限度的錄取名額。大食國穆斯林李彥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于大中二年（西元８４８年）考取進士的。這種開放性政策是非常明智的，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在客觀上，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也是有利的。
在長安居留的穆斯林，除商人外還有士兵和貢使。在揚州、廣州等地留居的穆斯林，主要是商人。肅宗上元元年（西元７６０年），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縣南）刺史劉展作亂，平盧（治所在今遼寧義縣東南）副使田神功率兵討伐進剿揚州，大食、波斯等“商胡”死難者數千人，可見揚州的穆斯林人數之多。卒于僖宗光?二年（西元８８６年）、葬于揚州江都縣弦歌坊的衛氏，其次子的名字就叫“波斯”。在廣州留居的穆斯林，據說多以萬計。據阿拉伯方面的材料說，他們由一位中國官方委任的穆斯林管理。他負責領拜、講經，依據《古蘭經》和“聖訓”處理民事案件。另據阿拉伯方面的材料說，黃巢在僖宗乾符六年（西元８７９年）攻佔廣州時，殺死穆斯林、猶太人、基督教徒、襖教徒達１２萬之多。這個數位顯然是誇大了，不足?信。然而，畢竟由此可知，居留廣州的外國人是非常多的，其中當以穆斯林?最。唐代在海南島居留的穆斯林多?被掠人口。當時海南有兩個大海盜，一個叫馮若芳，一個叫陳武振。兩人均以劫掠外國特別是波斯商船?業。因而他們成?家累萬金的巨富。他們把船上的珠寶財物攫?己有，把商人船員收?奴婢。馮若芳的“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唐貞元十七年（西元８０１年）春，唐與南詔?一方，吐蕃與大食?另一方，發生了一次史稱“渡瀘之役”的戰鬥。結果吐蕃與大食一方敗績。唐俘獲吐蕃、大食等降兵二萬餘人。這些戰俘，很多是穆斯林，後來就在川滇一帶安家落戶了。
五代時期，中國內地伊斯蘭教的重心已由西部長安一帶轉移到東南部的閩粵地區。在那裏，伊斯蘭教在初傳階段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影響。而在西境，相對地說，這種影響就沒有東南那?大，就當今中國伊斯蘭教來說，在信仰上也存在一個從西向東下降的階梯。這種現象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五代時期，在閩粵地區出現了一個以穆斯林?主的新的商業階層，時人稱其?“蠻裔商賈”或“海中蠻裔”。其中當然包括久居漢地的“番商胡賈”的。這個階層的出現是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從“番商胡賈”到“蠻裔商賈”的後代，這是中國穆斯林發展史上的兩個階段。
唐和五代時期，穆斯林或者或仕?官，或者從事商業，務農的不會有，工匠也不見記載。考中進士、落籍中國的大食人李彥升是早期中國穆斯林中的佼佼者。蜀中另一個“土生波斯”石處溫仕前後蜀，歷任司馬、節度副使、刺史等職，並領栓校司空銜。這個時期的穆斯林，絕大多數從事商業。他們大多富有，比之後日回回要闊綽得多。唐朝後期著名詩人李商隱曾搜集過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顛倒話。即正話反說，其中有一條是“窮波斯”。在經營方面，他們大都從事珠寶、香料、藥材這類獲利較多的買賣。這是他們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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