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貧困以前利用好你的富裕
如果說，富裕而虔誠的穆斯林能自覺自願地按時、按量繳納法定的天課，並樂意為主道和穆斯林的公益事業作額外捐獻財物，博施濟眾，這種善行與義舉，不論在他們自己的信念中，或在旁人的心目中，都認為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的天職，那麼，在工、農、商、學和黎民百姓中，有一些十分虔誠的男女穆斯林教胞，他們在物質財產方面並非富有，可是他們卻自信個人在精神財富的佔有上很豐足，他們在為主道樂意花銷錢財，資助“海裡凡”，救濟貧困，賑災解危，建寺辦學等積德行善方面，也是與富人們一樣，仗義疏財，毫不吝惜；有的人省吃儉用，也要優先救助那些急待別人幫助的教胞，或捐獻給缺乏辦學資金的清真寺。我們在國內的一些教刊上，經常會看到各地都有一些並非富有的教胞，他們在急公好義、捨己為人方面的報導，令人感佩。毫無疑問的是，全國穆斯林中還有相當多的平民百姓，對伊斯蘭、穆斯林的各項有益事業踴躍捐獻，慷慨解囊而隱姓埋名，默默資助的好人好事，是永遠存在的，也是鮮為人知的。這裡，筆者僅將個人所知的，各舉一例作簡介。
一位是蘇州市的王社省（字遵五）哈智老先生，現年已87高夀。王老祖先四代均系阿訇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伊斯蘭教育，他年青時原在哈爾濱鐵路中學任漢語教師，歷經25年舌耕後退休回蘇州，專心致志於伊斯蘭文教工作。與此同時，應邀參加國家重點科研專案《漢語大辭典》的編纂任務，並獲得國家出版社授予的“榮譽證書”。拙譯《怎樣教育培養穆斯林青年》和《信仰與人生》初稿，都是承王老在文字、標點方面作了修改。
從1980年起，王老利用當時鐵路局發給所屬職工免費乘列車的優惠證周遊全國，意在訪問各地穆斯林學者，瞭解當地教門狀況。大約在25年前，王老到昆明而光臨寒舍時，初次見面，便與筆者促膝談心，昌言無忌。從此，筆者便有幸與這位熱心教門、酷愛學術文化且漢語造詣精深的長者，結下了難忘的友情。繼後，彼此書信往來頻繁，都以探討教義、關注學術為宗旨，並從中瞭解到王老的一些行蹤。1999年，王老雖已年逾古稀，但他仍然勤訪苦行，而此時鐵路系統的教育單位歸屬地方，原來發給職工的免費乘車的規定已廢除，他便自費旅行西北，走遍陝、甘、甯數省區窮鄉僻壤、穆斯林貧寒村寨考察教育，資助貧困兒童上學、讀書念經。他所捐助的善款已經共計30余萬元，這並不是王老四處募捐來的資財，而是他作為一位中學教師退休後，從每月的養老金中節衣縮食、日積月累的血汗錢，以及個人撰文所得的稿費。
1994年8月，筆者應當時上海滬西清真寺教長白潤生阿訇之邀，攜內子到滬，與同時應邀而來的有北京張承遷老師，內蒙古大學白貴老師，山西長治市文藝作家馬蘭先生等穆斯林學者，共同商討由上海一位教胞倡議創作一部《中國穆斯林》的劇本，擬請廣州一家影視公司拍攝成電視片。這一倡議，大家認為當時諸多內外條件不具備，故未作認真研討。事後，筆者夫婦二人專程前往蘇州，登門拜訪王老教兄。當時，王府只有他一人獨居，但承王老熱情接待，並執意挽留筆者夫妻二人在其府上留宿一天，以便陪我們在蘇州遊覽名勝古跡，同時借此機會，彼此探討與信仰、教法等相關的問題，比如周仲羲所譯的《古蘭經》漢譯本在國內流傳的情況，雲南穆斯林教派為何不像西北一樣林立繁多等等，這些問題充分表明，王老對國內聖教面臨的挑戰，和穆斯林的現狀與未來是十分關心的。
當晚，我們在王府過夜，那是一間土木結構古1日民房，簡陋狹小的二樓，將臥室、書房、會客室與灶房連在一處，共三個部分，其中除了一部電話機外，再沒有電視機和現代化家電、自來水管等設備；連飲用和作大小淨的水，也要下樓去園中那個全院數家人共用的一口井裡去提取。但是，王老那間約四、五平方的狹長書房，卻滿裝著許多古今名著和伊斯蘭書刊，以及成堆而分門別類的書劄，那是他與友好互通信函的對方原件和有來必複的底稿；足見其用心良苦。當夜，我們住宿在王老平時的簡易臥榻--即該書房也就是王老臨時的臥室--總之，王老衣、食、住、行是非常簡樸儉省，而對資助貧困，卻當仁不讓。難怪他常常會饒有風趣地自稱他在今世的物質生活方面是無產階級中的赤貧者，而在信仰和精神財富方面，堪稱是富有者。官方的《蘇州晚報》上確是稱譽王老在扶貧助學上是一位“形象大使”；國內的《開拓》等教刊上也報導過王老急公好義、艱苦樸素的感人事實。（見《開拓》2003.2）就連臺灣穆斯林學者賈福康先生曾都寫了王老的生平事略，讀者可查閱《臺灣回族史》，可見其名聞海內外。
另一位同樣是為主道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的中學退休教師金敏德女士。但她的善舉與義行的確鮮為人知，連筆者至今也尚未有緣與這位虔誠的北京女教胞見上一面。只因她一向是筆者譯作的一位熱心讀者，方有機會認識。前年，在拙譯《信仰與人生》出版後不久，她曾多次購買，每次數十本，轉送給她的親友和自己的後輩們閱讀。包括馬世昌老師寫的《人應該思考》和《永恆的主題》兩本小冊子，她認為適合那些信仰薄弱的人閱讀，也是購買多本轉贈與人。由此可見金老師對“伊瑪乃”的傳播與建設十分重視。因此，筆者與金老師，才有此志同道合的教親友誼，從而以文會友，以德輔仁，電話常通。繼後，通過在北京中國伊斯蘭經學院任教的其表妹楊婕生博士來寒舍訪問交談，以及昆明聶正德老師的介紹，和筆者切身的感受，才進一步知道金老師不僅酷愛聖教學術文化，而且是一位樂善好施的教胞；即使在自己不慎跌倒導致小腿骨裂臥床治療期間，仍然對急需接濟的教胞，解囊相助。她這種捨己為人、急公好義的善良心腸，十分適合筆者在此所寫的相關論題方面的現實範例，所以沒有顧忌打電話給受傷在床的金老師，冒昧相問她有關這方面的情況是否會影響她的休息，而且她是否願意透露真情。筆者只好從慰問她的傷情，準備給她寄去雲南白藥、三七粉等這些問題人手，然後再旁敲側擊地引入筆者所欲瞭解的問題。金老師在這一次與筆者電話中，聲音有些顫抖，但每每與筆者通話，仍然像往常一樣非常高興，激動，一談就是10來分鐘，都是事關教門的話題。然後，筆者從家常話開始，隱晦曲折地觸動對方，最後達到筆者的所要瞭解的概況：法圖麥·金老師，北京人，現年75歲，出身于虔誠穆斯林世家，自幼受到父母的良好的伊斯蘭訓導，成年後又得到在天津某大學任哲學教授的胞兄和早期留埃歸國的北大東語系任教的姑父楊有漪哈智的訓導，堅定正信之根基。大學畢業後，先在北京兩所高級中學擔任物理學教師；19年前退休後，與其夫君倆老在家每日勤修五功，即使她本人身患高血壓、糖尿病。2008年5月下旬，又加小腿骨裂，醫院為她用螺栓扣上鋼夾板，不能正常行動，在病床上，疼痛中，仍然以代淨按時禮拜，堅持整個“萊麥丹”月30日主命齋戒和6天“閃瓦勒”副功齋。至於濟困扶貧，助學育才，尊師重教方面，金老師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值得可談。但是，前年，從聶正德老師口中得知，金老師對我省滇西北一些貧困地區的清真寺作過捐助；有一些阿訇，在生病或處在災害時，金老師一旦獲悉，她更是義不容辭地要慷慨資助，但她坦誠告訴筆者，雲南方面，她盡的義務似乎不足掛齒。她從報紙的報導和親友的來往交談中，知道西北貧困的穆斯林村寨不少，故此她曾資助過那裡30多名兒童入學。在寧夏固原為缺乏飲用水源的乾旱村寨，捐資打井，每年10口，已連續4年，共打了40口井。這些義行，是委託在固原政府部門工作的一位親戚代為辦理。
金老師表示，她在有生之年，還要繼續盡自己的能力對那裡的貧困村寨和失學兒童給予資助（印沙安拉！）。筆者再一次貿然地追問：“您老作為一位退休教師，收入不高，既不經商做生意，成天在家，潛心行教門，現在又跌傷抱病在床，高血壓、糖尿病諸多老年疾病纏身，需要開支，您雖然有捨己救人、先憂後樂之善心，但是您那退休工資外，哪來的善款助您扶貧？”金老師說：“我有兩個兒女，各有工作，都盡孝道。丈夫與我的退休工資不算菲薄，已足以維持正常生活費用，治病有醫保。多年來，我們便將每個月節儉下來的錢，作為扶貧助學之用，日積月累，並不困難。只要存心善良，安拉會默助人們行善的。”金老師不但自己以身作則勤于行善，她還鼓勵自己的親友加入這一行列。
以上兩位退休的中學教師，用自己的養老金同樣能做到與虔誠的穆斯林富人，在主道上急公好義、撫困濟困方面並駕齊驅的善舉義行。這種捨己為人的善舉義行，難道不是“伊瑪尼”正信和伊斯蘭倫理道德作為他們的動力和支柱嗎？這一切無疑是虔誠穆斯林承襲著伊斯蘭光輝歷史教育的結果。
我們知道，先知奉命帶領麥加眾多被迫害而離鄉背井的“穆荷智理”（遷士）來到麥迪那時，這些避難而遷居到異鄉的教胞，身無分文，一貧如洗，一時深感舉目無親。可是，麥迪那的穆斯林教胞“艾薩里”（輔士）們，卻以飽滿的熱情，來接待這些外來的教胞，家家戶戶爭相歡迎這些從麥加來的教胞到自己家裡食宿，其中不少輔士也屬貧困家庭，但是他們熱情好客，認為自己有安身立命之地總比無家可歸的受難教胞要好，先讓他們有所吃住。
這種急公好義、捨己為人、毀家紓難的義舉善行，堪稱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頁，是伊斯蘭歷史中光耀全球至今、照耀著後代虔誠穆斯林馬首是瞻、承前啟後的範例，是穆聖在遷士與輔士之間建立起來的情同骨肉的關係。這在古今整個人際關係中，是無與倫比的超血緣親情。《古蘭經》59章9節描述這種建立在正信上的教親情懷時教導說：“在他們之前，安居故鄉而且確信正道的人們，他們喜愛遷居來的教胞們，並對那些教胞所獲的賞賜，不懷怨恨，他們雖有急需，也願意把自己所有的讓給那些教胞。能戒除自身的貪吝者，才是成功的。”
經文肯定了這一事實：以正信為前提和基礎而建立起來的穆斯林彼此之間的手足之情，是多麼的真摯、堅固和高貴！歷代穆斯林受類似上述經訓教誨，在舒展教親友情上，繼承和發揚了先輩們的風範，愛人如己；福利的享受上，只要是教胞，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論男女老幼，先人後己，已成了大家的傳統美德。與非穆斯林相比，有若天淵之別。中國儒學中有幾句名言，如“倉廩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辱”（《意林：管子》），“衣食足，禮興”（《論語》），說明要知禮節，要講榮辱等這類所謂的精神文明，需要物質作基礎。還有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宋，范仲淹《岳陽樓記》），另一位宋朝學者王十朋讀了《岳陽樓記》後，又感慨而言“先憂後憂範文正（即范仲淹），此志此言高孟軻”。可是，儒家的這些主張，僅僅是一種宣導，理想，不論是統治階級也好，個人也好，在他們倉廩豐富、衣食充足的情況下，並沒有多少人踐行先憂後樂，去解救處於痛苦和饑寒交迫中的人民。所以，又有人提出“為仁不富、為富不仁”的反調，再一次說明，欲宣導和實踐“先憂後樂”這種高尚情操，必須要有“伊瑪尼”（正信）作基礎和指導，否則都是空話一套。正是因為伊瑪尼的作用，不用說富人會自覺自願地慷慨捐獻，不富的人、甚至貧民也會甘願以自己的體力或微薄的物力盡其所能樂於助人。
上述王、金兩位老師，僅僅是其中的個別案例，還有大量類似的普通低收入的教胞，在默默中為主道奉獻著自己的財產、乃至生命而鮮為人知。求安拉默助和賜福這些隱姓埋名的、虔誠敬畏的教胞兩世安康、吉慶（阿敏）!
但是，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在我們穆斯林群體中，每逢論及急公好義，常常會有人拋出這樣的論調：顧己是“法理則”（主命）!這種論調真是胡說八道。所謂“顧己”，就是自私自利，獨善其身，見死不救，有己無人，見利忘義等惡行，而且還美其名曰“法理則”！請翻開《古蘭經》指出有哪一節經文，證明安拉命令穆斯林要“顧己”？相反的是，在全部經典中，有相當多明文命令有正信的穆民，要以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為主道奮鬥和費用、施捨。說那種論調的人，不是愚昧無知便是為自己的吝嗇辯護。請當心假借安拉之名而造謠者的惡果，《古蘭經》中曾多次作了嚴厲的警告。這裡不擬贅言。
最後，我們要談的是與富裕相反的貧窮問題。所謂貧窮，在人們的理解中或在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以及政治家們看來，都是指人們對生產資料（如土地、農具、原料、廠房、機器等生產時所必須的物質條
感謝流覽伊斯蘭之光網站，歡迎轉載並注明出處。
